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角度来看，我国当代文艺评论远未达到公众的期望值。文艺评论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可在公众看来，却没有发挥出更有效的作用。对文艺评论不满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固然说明文艺评论确为公众所需要，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说明文艺评论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

　　对当今文艺评论最大的不满，就是缺乏批评的锋芒，不能对文艺作品、文艺思潮、文艺现象等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提供给人以茅塞顿开的启迪。因此，改进文艺评论，首要的就是应恢复其批评的锋芒，重建其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

　　批评这个武器不能丢

　　文艺被生动地称作“百花园”，比喻不错。可也要看到：这“花园”里，会经常冒出些杂草，花儿本身也可能会染上病菌，土壤、温度等也都可能变异，等等，这都需要“园丁”来打理。文艺评论就是这“园丁”之一。从古到今，人们在欣赏文艺作品时，还需要借助文艺评论，就是希冀从评论那里获得精到的分析、睿智的见解；而文艺家也需要有评论来解疑释惑、指点迷津。这就是文艺评论存在的价值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尽管文艺评论几度沉浮，却不会湮灭，就是因为公众依然对它抱有很大的热情、给予较高的期待。

　　纵览中外文艺评论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那些对文艺创作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时又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予以尖锐的批评，这样的评论才既影响了当时的人们，至今也依然能给我们以启发。而且，往往是那些勇于批评、一针见血的评论，振聋发聩、促人猛醒，从而起到了直接推动文艺并间接推动社会进步的效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重视批评这一武器。他们从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全局出发，高度重视文艺事业，并经常亲身投入文艺评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恩格斯对敏娜考茨基和哈克纳斯，列宁对托尔斯泰，毛泽东对萧军等，都曾亲自予以点拨，既肯定他们反映时代潮流的努力，也批评他们创作中存在的不足，对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糊涂认识和错位表现，更是非常诚挚而又直率地提出批评。除了拉萨尔执迷不悟之外，其余的都获得了教益，并使他们的创作有所进步，或有所改观。关于这些，大家都已耳熟能详。

　　这里说一个人们所知不多的事例，就是瞿秋白对茅盾的批评和帮助。茅盾后来在《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中曾深情地回忆说：“我个人在写作方面，得到秋白的教益也不少。我的最早的三部小说(收到《蚀》里的所谓三部曲)，大约在出版后二年，他还和我就这本书长谈过一次，给了正确的分析和批评。我的一个很坏的中篇《三人行》，他写过一篇详细的批评论文，这些对于我的帮助很大。《子夜》写成大半后，他曾读了原稿，特别到我家里谈了半天，指出了一些应该改正的缺点，又给我以鼓励。”这个例证说明了不少问题：首先，瞿秋白不仅在作品完成后进行评价，而且在创作进行期间就介入意见；其次，瞿秋白既鼓励，但对缺点却严肃地予以批评；而最可贵的是，瞿秋白堪称茅盾的知音知己，茅盾对他的批评心悦诚服，此乃文艺家与批评家之间最理想的关系。

　　评论与创作，理应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那种绕着问题走，抑或对问题轻描淡写，一味吹捧、廉价夸饰，都是庸俗的表现，于创作、于批评、于受众都是十分有害的。只有像瞿秋白对茅盾这样的态度，才是真正的对文艺事业负责。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大力推崇这样的态度、躬行这样的实践。

　　提出磨砺文艺评论的“锋芒”，并不是说只“锄草”、“摘刺”，不“浇水”、“施肥”，还是应该像鲁迅要求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无论表扬还是批评，都出自公心、实事求是。再进一步要求，评论务必要明确地指出：好在哪儿，怎么进一步发扬和拓展；坏在何处，如何加以改进。如此才能引导文艺家正确地创作，使广大受众深入地理解作品，并借对作品的剖析和对相关现象的分析，引导人生、引领时代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