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从中国古诗中吸取了英美诗歌欠缺的特质和技法，将意象并置的造境功能充分运用到《华夏集》以及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为情感铺陈泛滥的维多利亚诗风注入了一股清流，让西方读者感受到中国古诗的曼妙。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20世纪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其著名译作《华夏集》（Cathay）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引入西方现代文化和主流诗学，并由此引发美国诗坛的中国古诗热。在中学西传的历史进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掘中国经典文学的亮点，用目标语读者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译介，庞德及其《华夏集》展示了其历史价值和多维视角。

　　精选诗篇 推陈出新

　　《华夏集》是庞德根据美国东方学专家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关于中国诗的笔记整理、编译而成，1915年在伦敦出版，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年。当时庞德已客居伦敦数年，深深感受到战争造成的社会灾难和精神创伤。他精心选译费氏遗稿中的19首中国古诗，主要涉及战乱风云以及离愁哀怨等主题。其中，《采薇》《胡关饶风沙》《代马不思越》这三首直接描写战争的诗颇具代表性。《华夏集》以其特有的现实主义元素与现代西方读者产生了心灵共鸣，因此深受欢迎并且广为传播。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陈腐、感伤、拖沓的英国维多利亚诗风盛行于欧美诗坛，引起了革新派诗人的强烈反感与担忧。庞德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为诗歌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大力倡导意象鲜明、言简意丰、积极向上的文风。中国古诗精巧的结构、凝练的语言、纷繁的意象、隽永的意境正符合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总体原则。构成《华夏集》的19首诗歌，内容充实、思想深刻、风格清新。庞德对李白诗歌特别青睐，总共选译12首，这是因为李白超拔脱俗的风骨节操、意气风发的昂扬斗志以及豪放不羁的人生态度体现了一种进取心和革新精神。庞德从中国古诗，尤其是李白诗歌中发现了与意象派诗歌理念吻合的表现手法，获得了意象派诗歌理论的源泉，李白诗歌也因此引起西方读者更多关注。庞德以翻译中国古诗作为改良英美文学的思想武器，《华夏集》是他反叛华而不实、萎靡颓废的维多利亚诗歌传统，努力构建英美诗歌新气象的积极尝试。

　　意合造境 意象并置

　　中国古诗以意合为特质，注重隐性连贯和以意统形，折射出“天人合一”的哲理情思，并且产生“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效果。诗人缘情而发，从具体意象中获得直觉，激起联想，生发意境。这种情景交融、物我互为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关系。庞德深刻领悟中国古诗浑然天成的审美旨趣，在翻译时有意模仿其意境和创造手法，不用无助于表达内容的词，不用生僻华丽的词，以使译诗结构紧凑，风格平朴自然。《送友人》中的诗句“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被译为“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 译诗中省略系词，没有主谓结构，而是以分词短语为中心组成诗行，形成陌生化的阅读效果，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这种离情诗对于处在一战阴霾下送别亲友上战场的读者来说，有身临其境之感。

　　中国古诗创作讲究因象生境、显隐相谐。意象是渗透了审美主体思想与情感的物象。意象叠加形成深远、含蓄的意境之美。这种诗意灵动的具象思维是对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补充。意象和神韵是中国古诗的内核要素，庞德通过意象并置形成达意传神的效果。在《长干行》的译诗中，“竹马”（bamboo stilt）、“青梅”（blue Plum）、“尘与灰”（dust）、“望夫台”（the lookout）、“双飞蝴蝶”（the paired butterflies）等意象的连续呈现，就传神刻画了诗中女子对爱情的坚贞以及对远离家乡经商丈夫的守候，这种真挚情感也道出了当时英国士兵妻子们的心声。庞德从中国古诗中吸取了英美诗歌欠缺的特质和技法，将意象并置的造境功能充分运用到《华夏集》以及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为情感铺陈泛滥的维多利亚诗风注入了一股清流，让西方读者感受到中国古诗的曼妙。同时，也使我们更透彻地感悟中国传统诗学的鲜明特色。事实上，庞德意象派诗歌及其“日日新”精神又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民族的文学与文化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中越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