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的《邯郸梦》剧作以唐人传奇《枕中记》为本事，叙写邯郸儒士卢生因吕洞宾之枕而梦中经历六十年人生祸福，梦醒才知不过是黄粱一炊事，因而顿然了悟，随即出家修道。此剧是“临川四梦”中的最后一“梦”，凝聚了汤显祖对儒士人生出路的思考，在文人中影响深远。《邯郸梦》层累性的接受信息，反映出文学作品的价值发掘与时代背景、受众需求等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以及阅读与观赏不同接受方式对戏剧阐释的不同意义。

　　观照历史 劝诫度世

　　《邯郸梦》在明代以文本传播为主。王德保、尹蓉评注《邯郸记》附录“主要版本”16种，其中明代有9种，是为多数。故而明人对剧作的阐释也以“文本述评”为重要途径。如刘志禅认为：“道家以酒色财气为四贼，然非此四者亦别无道；所谓从地蹶还从地起，舍是则必为旁门剪径矣。临川早识此者，将四条正路布列《邯郸》一部中，指引证入悟时自度，讵谓渠为戏剧？”（《邯郸梦记题辞》）即与道家思想相勾连，指出《邯郸记》的创作目的是“度世”，劝诫士子不可执着于功名利禄的追求。这种解读符合剧作乃“度脱剧”的类型归属，同时还有剧中作者的夫子自道可作佐证——“老翁，老翁，卢生如今醒悟了。人生眷属，亦犹是耳。岂有真实相乎，其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第二十九出《生寤》），点明本剧的主旨是否定现世追求的意义，宣扬人生虚幻的思想。袁宏道亦云“一切世事俱属梦境，此与《南柯》可谓发泄殆尽矣”（《邯郸梦记总评》）。

　　因此，“人生如梦”是明代文人对《邯郸梦》主旨较为一致的看法。这一结论的得出基础是对文本作顺向的、表层的理解与接受，如说故事发生在唐代，就只作远距离的历史观照，而不与明代现实政治相系。

　　宴集切磋 针砭时俗

　　明清易代初期，《邯郸梦》成了氍毹之上的热门。仅《全清词·顺康卷》所载，即有宋琬、曹尔堪、余怀、邓汉仪、尤侗、陈维崧、陆次云等十多位文士写过观剧词。因此，这一时期的戏剧阐释以观感为主。这其中，又以宴集切磋最为突出。

　　如顺治十七年（1660）五月太仓人陈瑚的如皋水绘园之行。老友造访，主人冒辟疆出家班以戏相款，《邯郸梦》的演出让陈瑚印象深刻。《得全堂夜宴后记》文中录有感触：“诸君子知临川先生作此之意乎？临川当朝廷苟安之运，值执政揽权之时，一时士大夫皆好功名，嗜富贵，如青蝇，如鸷鸟，汲汲营营，与邯郸生何异。尝忆故老为予言临川遗事云：江陵于贵其子，求天下名流以厌群望，有以郁轮袍故事劝临川者，临川不受。既过一友家，某亦名士，临川言之，某色动。临川曰：‘欲之耶？’某曰：‘如后日何？’临川曰：‘果尔，公则有疏，私则有书，可以报相公也。’其人果得元，遂以书力谏而去。若临川者，亦可为狂流之一柱也。其作《邯郸》也，义行于外，情动于中，冀欲改末俗之颓风，消斯人之鄙吝，一歌之中，三致意焉。呜呼！临川意念远矣。”陈瑚的这段阐述，最大特点是对《邯郸梦》作“实”揭示：一是联系史实，揭示戏剧创作于万历政风败坏的现实背景之下；二是结合耳闻，系之以汤氏不受张居正延揽的经历，指明作家疏狂个性；三是立足现状，构建剧作针砭时俗的价值指向——“改末俗之颓风，消斯人之鄙吝”。身为遗民的陈瑚为人刚直，明亡后并未消沉，仍以天下为己任，致力于乡邦事务。此次如皋之行，陈瑚意与冒襄联盟，共振遗民士风，故以“刚果之气，挺然不拔之操”互勉。

　　思想激荡 谋求深发

　　陈瑚从“实”阐述的方式，有过度之嫌吗？答案是否定的。简单来说，《邯郸记》本于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事本显然，但汤显祖在《邯郸记题词》中却说“世传李邺侯泌作，不可知”，其中原由在于李泌仕途沉浮坎坷，比沈既济的个人经历有更多联想比附的空间，无疑更能扩大剧作的涵泳玩味余地。故而，剧作虽托言唐代，但作家意在现实，这就为后人从明代现实政治、作家现实人生角度的诠释，留下了空白与余地。

　　因此，陈瑚“转实”的接受，一方面有现实需求的激发，另一方面也由《邯郸记》的决定性结构所决定，并非过度阐释。还需看到，从晚明的“表层理解”到清初的“深度阐释”，不仅是时间推演、认识逐步加深的自然结果，还有不同接受方式带来不同认知结果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得全堂夜宴后记》虽为陈瑚所作，但代表了如皋水绘园观剧的共识，是思想交锋激荡的成果呈现。文中曾记冒襄观剧后说“人生固如是梦也”，态度消极。同场观剧的瞿有仲则说“识得勋名原是梦，也须乘梦勒天山”（《观剧杂成断句呈巢翁先生》），姿态积极。由此可知，从“共赏”到“共识”的背后隐藏着不同观点相互说服的过程，此为戏剧观赏认知所独有。

　　此后，《邯郸梦》剧作的现实意义逐渐被认同，《曲海总目提要》《剧说》《墨憨斋定本邯郸梦题辞》等著述中，都可找到将汤显祖与张居正现实关系比附于剧作的内容，明显与《得全堂夜宴后记》有关。今人对《邯郸梦》的主旨认知，也是在承继前人现实思想路向的同时谋求深发。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即认为《邯郸梦》是“对明代官场社会的深刻鞭挞和总体否定”，乃陈瑚“冀欲改末俗之颓风，消斯人之鄙吝”思路的延伸。吴秀华更将卢生形象视作“明代士人代表”，将剧作视为“考察明代官场和士大夫阶层心灵变化的一个重要媒介”（《解读人生何其悲：试论汤显祖〈邯郸梦记〉的思想意蕴》）。

　　场上搬演 阅赏并重

　　《邯郸梦》是现实人生折射的认知，也影响到这部剧作的场上搬演。明人以文本传播为主的重要原因乃在“世俗以黄粱梦为不祥语，遇吉事不敢演”（冯梦龙《墨憨斋定本邯郸梦总评》）。但至清代，除一般宴集观赏，吉庆事如寿诞亦搬演此剧。正因有此变化，《邯郸梦》后来进入清廷内府。《红楼梦》小说两次写到《邯郸梦》的点演——元妃省亲与宝玉寿诞，实为进入贵族家宴的证据。宫廷与世家的追捧，使《邯郸梦》传播更广、接受更深。

　　与诗文只有阅读接受不同，戏剧尚有搬之场上的传播方式，而且这一方式才是戏剧传播的正途。《邯郸梦》从“幻”到“实”的主旨体认过程，反映出观赏切磋的重要意义：戏场中声色歌舞相综合的表演，不仅使得接受过程轻松愉快，而且群体研讨后的共识，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故而干预现实的力度更大，阐释结论的接受度也更高。因此，阅读与观赏并重的前提下，尤其不能忽视后者在戏剧阐释中的意义，理应成为戏剧研究的独特思路。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