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晓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并非结局”的结局

　　路遥为什么要在《人生》“第二十三章”标题下特别注明——“(并非结局)”①？

　　虽然高加林幻想破灭，巧珍也嫁为人妇，但等待他的并不是千夫所指的唾骂，巧珍挡住家人对高加林的羞辱，甚至央求高明楼为高加林安排工作，德顺爷对土地和劳动的深情赞颂更给他上了一课。尽管有批评从中读出路遥接续“十七年文学”处理城乡关系的“扎根”意识，也有批评不满他面对“现代/传统”二元冲突时保守的“恋土情结”，但按照情节发展来看，如果一切顺利，高加林很可能会再次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因此，当高加林浪子回头、紧紧握住黄土喊出“我的亲人”时，他的人生其实又转回到小说起点，他终究不是一名普通的庄稼汉，仿佛注定了要走出去。

　　在这样的结尾设计中，路遥的内心纠葛昭然若揭。假如高加林和巧珍在一起，他就真的能安心劳动过上幸福的农村生活吗？假如高加林不是通过“走后门”，而是堂堂正正地进城，巧珍“痴心错付薄情郎”的悲剧就可以避免了吗？在80年代的文学叙述中，不也有《远方的树》那样知青返城抛下儿女情长的感伤追忆，有《塔埔》那样农村青年艰难拥挤在高考窄路上各奔东西的别离故事么？就算高加林如愿成为公家人，跟黄亚萍一起过上城市生活，他就能活得幸福吗？他会不会也像《一地鸡毛》里的小林那样遭遇城市出身老婆对乡下人的歧视？会不会也反身成为金字塔尖玩转权术的成功者？

　　如果没有“并非结局”的第二十三章《人生》真正的结尾就是高加林与黄亚萍分手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个人关住门在光床板上躺下来……”他在想些什么？进不去的城，回不了的村，他就这样被滞留在理想与现实交际的灰暗地带，——“怎么办？”——这或许才是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特殊精神困境之所以能引发社会普遍共鸣的焦点。但在《人生》中，路遥却避开这个难题，笔锋一转在最后一章讨论“人为什么活着”。

　　路遥为什么要这样写？应当怎样理解《人生》结尾的意义？它是如何与同时代人们的生活感觉建立联系的？受困于80年代以来“纯文学”观念，路遥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暧昧关系，粗糙的语言，都使他的作品难以在文学史中获得一个恰当位置，即使高扬起一个“殉道者”路遥，道德层面的经典化也搁置了对路遥小说审美形式的关照。而上述关于并非结局的种种猜想，恰恰提醒我们去注意路遥小说中的形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