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似乎已成学术界的定论，然而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解构恰恰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命名谴责小说时，因为它们与《儒林外史》艺术表现上的密切联系，认为它们没有达到讽刺标准而堕入“谴责小说”；然而，《老残游记》《孽海花》都很少使用讽刺技巧，而是以抒情与浪漫著称。从文类上看，《老残游记》是游记体的抒情小说，《孽海花》则是浪漫抒情式的历史小说。将《老残游记》《孽海花》从“谴责小说”中抽离出去，显然代表着一种整体方向上的估价，即不能以讽刺与谴责的眼光来审视《老残游记》《孽海花》，因为那样会偏离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

　　关 键 词：老残游记/孽海花/谴责小说/重估　

　　作者简介：高旭东(1960- )，男，山东胶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

　　现在，“四大谴责小说”或“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似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并已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流行称呼，甚至文学史的考试题目中都有“晚晴的四大谴责小说是哪四部”之类的题目。然而，细究起来，“四大谴责小说”的命题并不成立。“谴责小说”这一名称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来的，并在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的题目之下先后讨论了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因此，所谓“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命题也是从鲁迅那里来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整体学术价值而言，至今都是难以超越的不朽名著，然而这并不是说其中就没有错误。譬如，第15篇《元明传来之讲史》认为《水浒传》“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经现代学术界的考据，《水浒传》的简本系统是书商删节繁本系统所致，并非像鲁迅说的繁本系统是从简本系统演化而来。我们认为，以谴责小说命名《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小说非常精准正确，但以之命名《老残游记》与《孽海花》却并不恰当。

　　“谴责小说”虽然是鲁迅提出来的，然而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这一命题的解构，恰恰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在编定《中国小说史略》半年后到西安讲小说史时，就没有将《老残游记》、《孽海花》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归为一类。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之“讽刺派”的名下，讨论了《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与《孽海花》的艺术价值不在《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下，鲁迅之所以没有将其列入，还是觉得在归类上有不恰当之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名称在当下的使用中是褒义的，至少不是贬义，但鲁迅对“谴责小说”这一概念的使用却显然是贬义的。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对《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艺术定位是：它们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末流，“这两种书都用断片凑成，没有什么线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艺术的手段，却差得远了；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①。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说得更全面：“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②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为了论题的统一，分析《老残游记》与《孽海花》两部小说极力举证其对官场的批判，然而，批判官场的篇幅在《老残游记》中连四分之一也不到，在《孽海花》中就更少。更重要的是，鲁迅命名《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谴责小说，在于它们与《儒林外史》艺术表现上的密切联系，认为它们没有达到讽刺小说的标准而堕入“谴责小说”；然而，《老残游记》与《孽海花》两部小说根本就不是《儒林外史》式的讽刺小说。从文类上看，《老残游记》是游记体的抒情小说，《孽海花》则是抒情式的历史小说，讽刺技巧在这两部小说中都很少使用。这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儒林外史》一样大量运用讽刺技巧截然不同。因此，半年后鲁迅在西安讲小说史，就不再将《老残游记》、《孽海花》同《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归为同一类型的小说，这显示了鲁迅治学的勇于纠错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