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安派是晚明诗坛的一个重要流派，公安“三袁”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点，为晚明诗人的文化人格和审美品格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他们思想上追慕“心学”，蹈袭“狂禅”，崇尚自由；行为上既放荡不羁，追求适意，蔑视科举，又汲汲功名，践行政治理想。在诗歌创作上倡导反复古和“独抒性灵”，追求真情、淡雅、发展变化和不拘格套。他们独特的思想行为、理论主张、创作心态和诗风特征，正是万历以来政治影响、社会变化、思想动荡和文学走向的一个典型折射。

　　关 键 词：公安派/“三袁”/诗歌理论/诗歌创作/诗人心态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12BZW0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兵(1965- )，甘肃会宁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马小明(1978- )，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公安派基本上是一个活跃于万历时期的诗歌流派，此时政治上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二：一是万历初年，由于张居正改革，诗人们一方面看到了希望，对国家前途和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思想高压和言论堵塞，心境依旧在希望和绝望中徘徊。二是张居正去世后，曾一度出现思想开放、言论自由的局面，但言官与内阁辅臣的严重对立，清议蔚起，党争激烈，使心境失落的晚明诗人陷入了更深层的人生悲哀。当时，万历皇帝厌倦了你争我夺的口水战，藏入后宫，不理朝政，生活荒淫无度，“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1]294万历的荒唐行径导致国库储备被挥霍一空，当政者转而压榨农民与工商业者，造成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矛盾白热化。再加宦官势力抬头，贪官酷吏也乘机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其中臭名昭著者如税官之流。正如袁中道在其《赵大司马传略》中所言：

　　水陆诛盈，搜肉见骨。下至鸡豚蔬果之属，皆遭攘夺。富民以资雄者，税官即奏记奉，某邑某富民塚墓地生金可采，当如旨掘伐。富民惧，倾家入资赂税官，乃得罢。……诸税官缘引日益多，民坊酒食，皆不敢征钱。浆酒霍肉，占歌舞妓，或强淫民子女，甚有污儒生妻，而捽儒生几死者。民皆怨恨思乱。[2]731

　　面对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时代，部分士人处则不甘、出则无路，既不能上报朝廷、下安黎庶，又不甘隐居山林、碌碌无为。他们或聚而讲学、或清议时政，在狂放不羁中恣意挥霍生命，其表面的无所顾忌、自我自适和麻木不仁，实际上是其内心深处痛苦与压抑的流露，其恨之切源于爱之深。以“三袁”为首的公安派就是在如此情境下登上了历史舞台，体验人生况味，展露文学才华，经历了从万历到天启的数十年时间。在诗史发展的长河中虽如昙花一现，却也值得关注。

　　一、公安派的形成与主要活动

　　公安派是一个由有着共同志趣和理想的文人们组成的文人集团，其形成之初的主要组织方式是文人结社。何宗美详细考订了公安派结社的具体情况，他在《公安派结社的兴衰演变及其影响》一文中写道：“公安派结社始于万历八年，讫于天启初，前后持续40余年，共达37例之多，即使其中有个别相重的现象，除其重者也将超过30例。”[3]足见其社集次数之多，影响之大。贾宗普《公安派成员考》初步考订公安派成员有45人之多[4]，很显然其成员实际人数应当不止这个数字。刘大杰先生认为，到了晚明，“反拟古主义的力量扩大了，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运动，领导这一运动的，主要是公安派。，”[5]918这一认识，符合公安派发展的历史事实。

　　公安袁氏实有兄弟五人，除文学史上常说的“三袁”外，尚有两位庶出的兄弟。由于父亲早逝，作为长子的袁宗道便担当起了父亲的角色，成为其他兄弟幼时的依靠与偶像。另外，公安“三袁”多受其舅家龚氏的影响，龚氏家族不仅人才辈出，科场扬名，甚至不乏官运亨通者，龚氏对“三袁”的成长影响深远。袁宗道科场扬名、官场显贵，更兼诗文俱佳，无疑是公安派初期的标志性人物。钱谦益云：“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6]566明确指出袁宗道在公安派中的重要作用。朱彝尊也认为：“言作俑者，孰谓非伯修也耶？……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导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派盛行。”[7]465可见，袁宗道以其思想和社会地位影响了初期的公安派，在公安派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当时，在宗道周围聚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诗文之士，其顿悟见性之说也启迪了宏道、中道、黄辉、陶望龄等人。据袁中道《石浦先生传》可知，宗道属于早慧之人：“先生生而慧甚，十岁能诗，十二列校”，“二十举于乡”；而其“十二列校”时即慷慨陈志：“吾终当俎豆其间”，后来果应其愿。在其乡试中举后，“益喜读先秦、两汉之书。是时，济南、琅琊之集盛行，先生一阅，悉能熟诵。甫一操觚，即肖其语。弱冠，已有集，自谓此生当以文章名世矣。”[2]708可见，宗道当初也是熟知前后七子的创作路数，后来才在思想上倾向阳明心学并以反复古为旨归。任访秋先生曾明确指出：“伯修有论文两篇，作的年月虽不可考，但大体看来比中郎的反李、王的一些文字要产生得早，因为伯修文中是粗枝大叶的来抨击复古派的错谬，不如中郎的深入彻底，倘若中郎的反复古派的一些文字已出现，像伯修这类作品大可不必再作了。”[8]28钱伯诚先生的《白苏斋类集前言》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论文》上下篇没有著明写作时间，但可以相信当在中郎立论之前。”[9]3不难看出，公安派提出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宗道的首倡之功毋庸置疑。

　　公安派形成之后的频繁社集活动是公安派存在和发展的支柱。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袁”、黄辉、潘士藻诸公倡议，苏惟霖、刘日升、顾天埈、李腾芳、吴用先、陶望龄等人在京城崇国寺的葡萄园结社论学，号葡萄社。秦京、谢于楚、钟起凤、黄炜、谢肇淛等数十人先后被延入社中。同年，公安派诸人又集显灵宫，诗酒唱和，评议时政，声势浩大。他们标榜“异学”，绝非空谈性理，而是关注时事，有着浓烈的“清议”味道。中郎诗《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其二云：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10]651

　　此诗记录了他们集会时的“清议”盛况。毫无疑问，这种以狂狷姿态抨击时政的行为与东林诸君子之讲学别无二致，由“异学”思想而“清议”时政，引起了为政者的恐慌和不满，遂酿成祸端，终于导致了万历二十九年势头凶猛的京都攻禅事件。攻禅事件以捕拘年逾七十的李贽和达观禅师，并导致卓吾惨死狱中而终结。这一事件也给思想渐趋开放的文人们当头棒喝，直接扼杀了公安派的继续发展，加速了它的衰落。陶望龄《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云：“此间诸人日以攻禅逐僧为风力名行，吾辈虽不挂名弹章，实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约携手而去。”[11]436很显然，此次攻禅事件不仅仅是针对李贽或达观等个别学者。陶望龄后来在《与周海门先生》中还回忆说：“此间旧有学会，赵太常、黄宫庶、左柱史主之，王大行继至，颇称济济！而旁观者指目为异学，深见忌嫉。然不虞此祸乃发于卓老也！七十六岁衰病之身，重罹逮系，烦冤自决，何痛如之！”又云：“客岁之事(指李贽死难)，吾党自当任其咎。”[11]405按照陶望龄的说法，公安派的讲学早已被一些人“深见忌疾”，李贽不过是偶然的直接受害者。当然，攻禅事件引起了公安派的恐慌与困惑，陶望龄在《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中还说：“卓老之学，似佛似魔，吾辈所不能定。”[11]435并认为李贽之死是出于“多口好奇，遂构此祸”。他在《与周海门先生》一文中呼吁士人应走“韬晦”之路，远离狂狷之风：“弟意著书立言，凡以砭世，不宜惊以奇特，令之龃龊而突入三帝。”[11]406就连袁宏道也一改往日狂狷之风，主张学者应“韬光敛迹”，万历三十二年他在《德山麈谈》中说：“学道人须是韬光敛迹，勿露锋芒，故曰潜曰密。若逞才华，求名誉，此正道之所忌。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张，去将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学者尤宜痛戒。”[10]1297这显然是李贽之死引起的文人畏祸自保心理的体现，这种心态自然导致了公安派成员的大量消减和社集活动的骤减。

　　万历三十年之后，公安派主要成员相继离世：如江盈科卒于万历三十三年，寿五十三；陶望龄卒于万历三十七年，寿四十八；袁宏道卒于万历三十八年，寿四十三；黄辉卒于万历四十年，寿五十八，骨干成员仅余袁中道一人。中道在《书名公便面册》中悲伤地写道：“庚子以后，伯修去世，友人相继或逝或隐，去年复失中郎。寒雁一影，飘零天末，此中萧飒，岂可言喻。”[2]889这些骨干成员的纷纷离世，尤其是宗道和宏道相继去世后，尽管还有中道勉力坚持公安派的主张，但毕竟独木难支，他既不能吸引新成员的加入，又无法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公安派走向衰落的颓势已无法挽回，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也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