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作者简介：何海燕，女，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出版过专著《清代〈诗经〉学研究》等。

　　20世纪学界对清代《诗经》学的研究以经学领域为主体，间或论及《诗经》的文学阐释，但大多集中于王夫之、姚际恒、方玉润三人身上，整体系统的研究还很不够。进入21世纪以来，清代《诗经》的文学研究受到高度关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将其置入《诗经》文学阐释的历史长河中，对其区别于以往根本特色的理论性总结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的探讨还远远不够。本文作者立足于这两点，以期能够有效梳理清代《诗经》文学阐释的真正价值。

　　文章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诗》之为经”与“《诗》之为诗”；二、“以诗读《诗》”与诗旨阐说；三、诗教情感论的突破与阐说；四、清人以诗解《诗》的文学史意义。

　　文章首先对《诗》的经学阐释和文学阐释作出了论述。

　　早在南宋，朱熹就主张：“ 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只是最终受其理学思想左右，仍然将《诗》认作了“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的经书。中晚明一些文论家如杨慎、谢榛、胡应麟、郝敬等人普遍认识到《诗》乃后世诗人之祖，但也没有逃离孔子所设定的“温柔敦厚”的教化原则。到了清代，“《诗》之为诗”，《诗》与他经异的思想被贺贻孙、王夫之、袁枚、方玉润等一些学者继续发扬，并最终演化成极力反对以《诗》为经，呈现出叛离经学的态势。更有诸多的诗论家将《诗》看成万世诗源，用自己的诗学理念来解读《诗》，并以之来构建不同于传统的、有着自己独特认知的诗学理论和体系，《诗》以崭新的面貌被纳人到诗学的范畴。

　　在对《诗经》身份认知的转变分析基础上，作者接下来论述了对《诗经》解说理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