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书》问题是学术史上的重大课题，清代《古文尚书》辨伪的范式、方法与结论尤为后世学界推重。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古文尚书》案提出反思和质疑，特别对其辨伪证据进行检讨和再辨证。与此同时，这些反思、辨证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反质疑，呈现纠葛状态。张政烺先生曾讲：“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至今虽未有《尚书》完本出土，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借助出土文献，首先是其中征引《尚书》的部分，更换视角，对《古文尚书》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一、出土文献与对古书的反思

　　二十世纪初以来，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以及简牍、帛书等地下文献相继问世，并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进行反思和新认识。王国维先生通观学术源流，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卓越论断。在研究实践基础上，王氏提出“二重证据法”，即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从而“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并指出“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实际已暗示其对古文献疑辨过激的质疑和反思。在近代背景下，此学术理念对重新考察古文献问题深具启发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与传世典籍相关的竹简、帛书相继问世，使许多被疑为伪托或后出的古书获得“平反”。同时，这些新材料使许多战国、秦汉间的部分书籍原貌呈现于世，一些文本甚至形成相对连续的演进序列，引发人们更多地思考古书成书及其体例等问题。

　　参照简帛古书，一些学者认识到，古书的最终形成往往要经过复杂的过程。李学勤先生提倡对古书进行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并总结古书成书过程中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包括佚失无存，名亡实存，为今书一部，经后人增广、修改、重编、合编，以及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等等。李零先生在余嘉锡先生所讲古书通例、李先生对古书的反思基础上，依据简帛古书，对古书体例进行重新归纳，约为八项。

　　基于对古书成书、传流与体例的新认识，大量古文献辨证、定性呈现“伪→真”的倾向。这看似是一种“保守”甚至“退步”，实际是在新的学术背景、条件下，学术研究由粗而细、由疏而密、由泛而精的一种进步趋势。这一趋向的影响与意义，已不局限于对某部典籍的真伪辨证，而系直指辨伪方法、范式的反思和检讨，其对《古文尚书》问题的探讨，自也将显示深刻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