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两千多年甚至更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主要靠简帛记载自己的历史，传递华夏文明。直到东汉魏晋以后纸逐渐成为书写的主要载体，简帛才退出了历史舞台。百年以来，地不爱宝，大量的简帛重现于世，以此为研究对象形成的“简帛学”既是中国特有的学科，也是国际显学之一。东到日本，西及欧美，以中华本土为主，研究论著如雨后春笋，时时涌现，数以千计。

　　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能够全面反映其百年学术史的论著目录，更不要说对百年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所以对百年来简帛学论著目录的全面、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其理论意义在于：第一，全面反映百年来简帛研究的学术成就，包括出土和收藏情况、专著专书、期刊论文、论文集、网络论文等几个大的方面；第二，系统回顾简帛学的百年发展历程，拟分别从通论、战国简、秦简、汉简、三国吴简、晋简等几大类别来系统回顾简帛学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到全面繁荣的百年历程；第三，揭示简帛学的学科结构，比如简帛学与考古学、简帛学与历史研究、简帛学与语言文字学、简帛学与古文献学等之间的关系；第四，分析简帛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简帛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这是一项基础性学术研究，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首先，通过汇辑目录、排比类次，达到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为百年简帛学史的编写提供坚实的前期成果；其次，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工具书性质，为专家学者提供方便可用的目录索引，为初涉简帛研究的学者开启学术门径。

　　目前，有关简帛学论著目录的研究，国内外虽然已出现了少量的专书和大量的论文，但总体上非常零散，谈不上全面周到，更没有系统可言。与同样是国际显学的甲骨学、敦煌学相比，简帛学在论著目录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显得薄弱，至今还没有一部能够全面系统汇辑百年论著目录的专书出版。这一局面，一方面暴露出简帛学在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与具有国际显学地位的简帛学研究非常不相称。简帛学界要尽快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学人更是责无旁贷。

　　日本学者对简帛学论著目录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起步比较早，而且成果比较多，反映出日本学术重视文献编目的优良传统，主要成果有：森鹿三《简牍研究文献目录》（1953）及《补遗》（1955）；大庭脩《简牍研究文献目录》（1961）；永田英正《汉简研究文献目录》（1964）；早苗良雄《简牍研究文献目录（1905—1974）》（1975）；大庭脩《中国出土简牍研究文献目录》（1979）；伊东伦厚、井手道雄、马场公彦《侯马东周遗址、银雀山汉墓、马王堆汉墓、睡虎地秦墓论著目录》（1980）；早苗良雄、藤田胜久《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献目录》（1988）；堀毅《云梦秦简的资料与著述目录》（1988）；影山辉国《〈五行篇〉研究著作论文目录（修订本）》（2001）等。

　　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在简帛学的论著编目方面起步比较晚，但成果比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某一时段内简帛论著的目录汇辑，如邢义田《汉简研究文献目录（1905-1979）》（1980）；曹延尊、徐元邦《简牍资料论著目录》（1982）；甘肃省考古所简牍研究室编《简牍论著目录》（1989）；谢桂华《百年来我国（包括港台地区）简帛中文著作要目》（2000）；沈颂金《简帛学论著目录（1998—2003）》（2003）；陈文豪《2000—2003年简帛论著目录》（2004）；单育辰《1900年以来出土简帛一览》（2005）；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论著目录篇》（2006）；张存良、马智全《甘肃简牍百年论著目录》（2009）；蔡万进《新世纪初我国简牍重要发现概述》（2010）；（阿根廷）毕嘉宏《2009年西方学界中国出土文献研究论著简介》（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