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中庸》学是儒家《中庸》学发展的新阶段。与作为汉唐《中庸》学代表的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相比，朱熹《中庸章句》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思想，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与郑玄、孔颖达从经学角度解读《中庸》不同，朱熹《中庸章句序》认为，《中庸》是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进而提出了“道统”概念以及从尧、舜、禹至孔子、子思、孟子，再到周敦颐、二程的传道系统。而且，朱熹认为，这个传道系统所传之“道”在于“心”，在于《尚书·大禹谟》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他作《中庸章句》正是为了接续这个传道系统。这就把《中庸》摆到了“道统”的位置上加以解读，使之具有了更为深层的理学意味。

　　第二，与郑玄、孔颖达把“中庸”解读为“中和之为用”而把“中庸”之“庸”诠释为“用”或“常”不同，朱熹《中庸章句》讲“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而且，朱熹把“庸”解说为“平常”，也不同于二程讲“不易之谓庸”，是对二程的“中庸”解说的创新。尤其是，朱熹特别强调“中庸”的“平常”之意，反对把“高明”与“中庸”二者分离开来，片面地讲“高明”，而是倡导一种“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境界。

　　第三，与先秦以及汉唐儒家强调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区别不同，朱熹《中庸章句》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解读为：人与物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并“各循其性之自然”而各有其“道”，圣人依据“道”而对不同品级的人与物作出节制和约束。既讲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差别性，又讲二者的共同性，从而将视野扩展至更加高远的人与自然的统一。

　　第四，与郑玄、孔颖达把“慎独”理解为“慎其闲居之所为”、“慎其独居”不同，朱熹《中庸章句》认为，《中庸》所谓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意在“未发”时戒慎恐惧，旨在 “存天理之本然”；“君子慎其独”意在“已发”时谨慎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旨在“遏人欲于将萌”。这就把“慎独”理解为谨慎于“己所独知”的内心活动，把关注点直指人的行为背后、更为精微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