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的引佛入儒

　　格非在《雪隐鹭鸶》第二卷里，并没有急于给出他对《金瓶梅》一书思想的见解，而是意味深长地与读者回溯了晚明时期阳明学派对程朱理学的反动。

　　他们的初衷、做法以及由此引发的深远影响，具体到一句话，便是阳明学派在意识到以往的记诵之学已不足以应对崩坏的社会道统时，采取了“引佛入儒”的做法，然而收效甚微，甚至走向了重组社会伦理秩序这一初衷的反面。

　　格非对阳明学派的评价颇具见地，他认为王阳明引佛入儒，本义在对程朱理学取而代之，而目的则与前者无异。从这个角度入手，王阳明便根本不是反体制或反君臣一元化的思想家，譬如王船山沿其脉络道出的那句“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也仍是矫枉过正的曲解。我们不妨进一步判定：从天理走向人欲这一理路的种子，自阳明发端即存乎其中，因此又不仅是自然，甚至是必然的了。

　　这必然性何在？在引佛入道的做法里。阳明学派甚至李贽等人在明末的复杂社会谱系里目睹了伪善之恶，并且意识到这伪善来自于程朱理学内部对善恶的僵化界定。格非据此分析了他们由以反动的心理动机：要想有效地应对这一现实，挽救善恶混乱、伪善涌动的局面，惟一的办法，似乎就是重建一种全新的价值系统来处理善恶问题。

　　原书在后面引用了西蒙娜·波伏娃的一个术语：“伦理学的暗夜”。这个人们身处其中急欲重估价值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旧的价值混沌不清的社会。在当时三教合流的环境里，可资参照的惟有佛与道两种思想，因此阳明学派比附佛教(尤其是禅宗)的义理自是题中之义。

　　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在《中国佛教基本性格的演变》一文中认为儒家与佛教都根植于一种“本来主义”，儒家的本来主义是善恶之分，佛教的本来主义是真妄之分。荒木由此判定二者具有相通之处。

　　不管如何，王阳明“引佛入道”的终极目标放在了以“真妄”取代“善恶”之上。作者又提到花间草这段公案，其或可见佛教本身与阳明学之间的端倪：“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质而言之，后者有现实关怀，前者则无。但它们的一致倒真的都是真妄之分。

　　格非写道：无善无恶，本是佛家(特别是禅宗义理)的真髓所在。……当然，这并不是说禅宗要故意模糊世俗善恶的界限，而是将善和恶都看成是“执念”的两端。行恶固然是罪恶，执著于所谓的“善”，亦于性命了无干涉。简言之，让生命活泼的真机，从善恶是非的执限中超脱出来，达到本来无物的空寂与真知，从而在一个更高的纬度上担负起生命的自觉，才是禅宗的根本要义所在。

　　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对于太平盛世的人自然是没什么吸引力，但如若夹在善恶不分的昏聩世间，其诱惑可想而知。“无善无恶”虽是“真妄之分”的极端表述，但这个意义亦本来蕴含于真妄之分，如今一说出来，就清楚地看到佛道与儒家的对立了，而“无善无恶”最终成为欲望时代的洪流注脚。嫉伪的强烈心理固然使得伪善不被提倡，但善也随之一并废除。以真妄取代善恶的结果，就是真恶取代了伪善。伪善尚且有所忌惮，但真恶则无所畏惧。这就是连阳明学派也难以解释亦无法处理的内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