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80年代中期陆续传入中国，并迅速形成热潮，至今方兴未艾。毫无疑问，西方叙事学家创立的叙事学主要基于西方的叙事实践，所引用的具体材料很少越出西欧与北美的范围。所以，它必然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它带给中国学者的，是理论根基的夯筑，更是研究思路的启发。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研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时而生。傅修延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叙事学的‘现在进行时’，主要表现为从叙事角度梳理我们自身的文学传统”。提到中国叙事文学传统，没有人不想到史传。在中国这个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史贵于文”观念由来已久的国度，史传对中国文学叙事的影响可谓深也，久也。所以，倪爱珍选择的这个选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这是一个老话题，老话题要想写出新意来，是不容易的。读完这本书，可以看出，她的挑战是有意义的，因为在阅读中，不时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愉。

　　从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的全面梳理

　　作者将史传界定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叙事范型”，援引米歇尔·福柯的话：“作为‘话语实践的拓荒者’，其作者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们不仅生产自己的作品，而且生产构成其他文本的可能性和规则。”作为自己思路的起点。她认为史传处于中国叙事史的拓荒阶段，作为文史共处的母体，生产了文学叙事的可能性与规则，并在后世的文学叙事中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虽然后来的叙事形式和功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却始终割不断与史传的血脉联系。她从叙事的体裁、故事、情节、视角、时间、结构、干预、人物、叙述者、叙述声音、审美倾向等角度对史传进行研究，梳理出这些要素从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的变迁历程。她所研究的一些问题，虽然前人也有很多讨论，但由于她是从叙事学理论的高度进行观照和分析，所以总是能提出一些创见。比如人人熟知的“春秋笔法”，她借助罗宾·R. 沃霍尔的“不可叙述事件”理论对其叙事学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春秋笔法”的本质即为叙述之外有叙述，也即“隐含的叙述”。明清小说评点中，它的内涵衍变为两种：隐含的叙述比外显的叙述更丰富，隐含的叙述否定外显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