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上究竟有多少个古渡口，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不过，其中有一个叫作川口的古渡口，却名闻遐迩。川口古渡因位于陕北吴堡县川口村而得名，乍一看，渡口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连一只小船也看不到了，让人怀疑这里曾经是不是一个古渡口。但是，当你看到那块“毛主席东渡纪念碑”时，你就会对这个地方肃然起敬，就会意识到川口古渡是一个有故事的红渡口！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全面进攻失败以后，蒋介石于1947年3月命令长期盘踞在西北的胡宗南率领二十三万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中心、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当时，驻扎在延安的解放军只有两万多人，毛主席审时度势，做出了“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战略决策，于3月18日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离延安。3月29日晚上，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则沟村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史称“枣林则沟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平山，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枣林则沟会议之后，跟随毛主席的中央前委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的工作人员统称“中央直属队”，统归“直属队司令部”指挥，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保密，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其寓意是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为了方便工作，中央直属队编为四个大队：一大队是司令部作战机关，包括首长、作战参谋和机要员；二大队负责情报工作；三大队是电台工作人员，有三部电台，一个电话排；四大队是新华社，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四个大队共计三百来人。警卫部队是中央警卫团的四个连，分别是一个手枪连、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连，共四百来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依靠坚实的群众基础和陕北有利的地形，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的几十万军队，与其在陕北高原巧妙周旋，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而且只要抓住机会，就打一场胜仗，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稳住了陕北的局势，鼓舞了陕甘宁和全国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11月22日，毛主席率领改名为“亚洲部”的中央机关和解放军部队住进了米脂县杨家沟村，稳稳地住了四个月。

　　1948年春天，人民解放军在中原地区拉开了和国民党决战的序幕，捷报频传。当时，陕北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国民党军已走上了下坡路，完全失去了进攻能力。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毛主席决定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前往河北西柏坡村。3月9日，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和叶子龙、汪东兴一起商量东渡黄河的事情。叶子龙提议，由汪东兴同志负责，争取在十天之内完成东渡的所有准备工作。毛主席采纳了叶子龙的意见，给汪东兴派了一个连的兵力，以便在准备工作中充当劳力，在渡河时承担警卫工作任务。此外，还派了一部电台、一名话务员、一名译电员，以方便汪东兴随时向中央前委报告准备工作情况。

　　解放战争初期，吴堡黄河沿岸共有川口、拐上、下山畔、李家沟、宋家川六个渡口，这些渡口在为我党我军运送物资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把一大批从延安转移过来的工作人员送过了黄河，送到了各个解放区，仅1947年3月份一个月就把五千多人送过了黄河，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和中央后委的叶剑英、杨尚昆都是在吴堡过的黄河。吴堡具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吴堡渡口的船工积累了丰富的摆渡经验。综合考虑渡口的水流缓急情况、调集船只和船工等因素之后，汪东兴决定让毛主席在川口东渡，便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告诉毛主席他们已经到达目的地，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毛主席回电让他和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和老百姓搞好关系。3月12日，汪东兴派人找来吴堡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等人，安排人员购买麻绳、撑杆、木料，筹备一百多人十天用的粮食和几十匹牲口所需的草料。当然，所有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是调集渡船。当时，川口已成立了水手工会，工会奉命调集了八只比较结实的木船，准备用五只渡人，三只渡骡马和行李，所有船底都铺了木板，木板上面又铺了席子，所选的船工大多是技术过硬、政治可靠的党员和贫农。3月下旬，黄河还在流凌，为了保证渡河时绝对安全，大家集思广益，采取了几项防范措施。一是每只船上，安排两名冰情观察员，每人备一根撑杆，随时准备推开冰块，保证船只的安全；二是用麻绳把木料捆绑在一起，每只船上备几捆，万一船被冰块撞翻，就用木捆救生；三是每只船上至少安排三名会游泳的人员，以防不测。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从16日开始，所有渡船每天在黄河上演练两次，为正式渡河做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