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关于文化“负能量”的一系列文化报道中，一些文化评论者、学者对当下文坛种种乱象会诊，并探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正能量等关系问题，严肃指出，文学创作不能聚集负能量，而必须担负起传播正能量的文化职责。

　　文学表现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文学守“史”有责。在大众传播发达进步的今天，文学家们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也就意味着把什么样的历史交付给受众，交付给未来。当前文坛上某些历史虚无主义，有三个“艺术”表征：“戏说”、“割裂”和“颠覆”。“过去，有些文学作品概念化、脸谱化，好人全好、坏人全坏。对此，我们当然反对。英雄也有常人的一面，反面人物也有普通人的爱恨情仇。但是当下某些作品，在涉及历史人物时，仅仅凭借作者一己之好恶，以当下某些风潮甚至西方的所谓‘人性’标准，来苛求或袒护历史人物，无论丑化还是美化，都是对历史的践踏。”

　　文学表现中道德力量弱化，存在消解道德倾向的问题。表面看来，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行为，与公共道德建设无关。但是，个人的创作成果一旦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发表出来，甚至并未发表，只是在亲朋好友间传阅，它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具备了公共属性，就必须承担道德建设的义务。所以，道德并不是文学的附加，道德与文学密不可分，文学在道德体系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职能。而时下某些作品，尤其是一些历史题材以及官场、宫廷、职场、家庭、婚恋题材的作品中，存在宣扬负能量的部分，这给文学的健康存在和发展带来了伤害。

　　文学远离社会生活，存在对现实矛盾回避或失语问题。由于社会和文学转型，一些人对生活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有的变化是好的，有的却未必，比如认为文学越是远离生活，就越纯粹，越有希望，越是文学。这是笼统地把文学与生活绝对对立或隔离起来，使文学对生活的依托和理解走向了简单、浅薄和狭窄。

　　提倡文学应该表现正能量精神，并非否定文学反思、批判的功能。文学史上因敢发盛世危言、敢敲警世之钟而成就经典大作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这有一个前提，即出发点要正确，要站在坚持倡扬真善美的立场上鞭挞假恶丑，将人们从麻痹中唤醒，对光明充满向往。

　　鉴于这种现象和问题，文艺批评家们呼吁，在当下文学创作生态下，我们的文学亟须紧扣时代、贴近现实的正能量，我们的读者亟须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兼具道德和审美的文学作品。

　　其实，目前文学界中存在的这些现象，是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争议、批评和忧虑的问题。看看这些文化学者对文学界、文坛上这些问题的批评，这其中既有鲜明的关切，也有深深的忧虑，更有改变这种文学价值和倾向的迫切的危机感和责任感。这说明，目前文学界、文坛上，缺失正能量的文学创作生态，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我们文学创作者的热情和信心，背离于文学创作的使命，脱离于社会生活的现实，更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伟大要求，不能再持续存在下去了。

　　然而，说到底这还是一个时代文学、时代文艺的问题。我们在观察这些文学现象时，需要把这些文学现象与我们当下的时代联系起来看待。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一个转型和变化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上，文学的美学标准、思想标准和精神标准，都可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当文学创作面对着流行文化、消费时尚和商业文化的大潮，面对着文化上的“娱乐至死”“颠覆崇高”“非文化”的风尚时，我们的文学确实出现了很多的混乱现象，正如这个报道中的文化学者所说的那样，尤其是在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思想、文学与大众、文学与市场、文学与商品、文学与金钱等价值关系的处理方面，这种现象最为严重。

　　我们应该直面当今社会文学艺术中这些问题的真实存在，必须看到当下我们的一些文学艺术中这种种弊端，这有着强烈的现实警示意义。市场经济的幽灵进入了文学艺术殿堂，游戏规则将按市场法则改变，尽管我们无力阻挡市场经济的泛滥，但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并警醒文学艺术的责任和良心，离权力很远的地方有心灵，离金钱很远的地方有节操，离世俗很远的地方有格调，我们的文学作品不能丢失心灵、节操、格调。是的，文学应该深深扎根于生活，文学应该担负着提高大众审美情趣和道德伦理的义务。文学不能一切“向钱看”，文学不能缺失人文关怀，不能脱离时代的精神。文学应该具有人类普遍性和永久性的一些价值和追求。一句话，我们的文学必须多一些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