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必须首先是走私贩、说谎家和催眠师。他以客观的包装盒来走私主观的价值判断。他“骗”读者说，这“才”是作家想表达的东西。他又去“催眠”作家说，你“其实”不懂你自己，你“其实”想写的是这样这样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见解塞进原文，险恶又扫兴。

　　批评家却不能满足于说出他自己。他的最大的主观必须经过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成为永恒的客观。某些幸运的时刻，他的主观价值判断因为摒弃成见直指人心，拆除了作为“更隐蔽的主观”的社会惯习与文学规范，而晋升为貌似主观的“客观”。第二层次的批评家是盗火者。他看似走私、说谎和催眠，其实却是真理的助产士和快递员。他滔滔不绝或者一棒一喝，促使你行走到了文本的边缘地带，看到了脚下的深渊、远处的风景。

　　可是真理与火焰只是一闪即灭的洞见。语言系统的局限注定了真理陈述的有限。历史还在展开，每一次批评都需要重新被审视。当你满以为自己是盗火者、助产士与快递员的时候，也许又做了另一重意义上的走私贩、说谎家与催眠师，徒劳又可笑。因此，第三个层次的批评家又开始清点反省自己和同辈在历史中的遗蜕。这绝非全盘踢翻，因为之前的工作，包括坑蒙拐骗，终究在历史大循环中积累了自己的意义。

　　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批评都是这样。因为卑下而崇高，因为低微而神圣。

　　（陈思 1982年生于福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赴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研修，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批评，对文艺美学、大众文化、影视批评也有涉猎。曾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学自由谈》《艺术评论》《东南学术》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涉及高晓声、陈建功、王蒙、王朔、迟子建、毕飞宇、须一瓜、曹征路、韩松等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