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要的小说流派，“山药蛋派”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俗风情作为其最重要的流派特色之一一直为众瞩目。作为这一流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马烽的小说充分地展示了“山药蛋派”文学的民俗色彩。关于民俗，钟敬文先生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民俗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所有行为。从吃穿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际到精神信仰，人们都在不自觉地遵从着民俗的指令。民俗对人的控制，是一种“软控”，但却是一种最有力的深层控制。民俗作为一种事象和活动不仅广泛存在于马烽小说之中，同时作为一种软控制方式参与了小说的构建。那么，民俗之手是如何在马烽的小说中发挥作用，从而营造出了如此浓郁的民俗味道和乡土质感的呢？

　　在细细研读马烽的小说后，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作家对乡村世俗生活十分熟稔，在乡土社会的风俗人情、信仰习惯、社会心理等方面倾注了相当的笔墨。作者考察乡土社会民俗之“民”，探究民俗之“俗”在乡土大地上的表现形态，追溯民俗对农民心理、观念、性格的形塑过程和作用。在对农村世俗生活的体察和反映中，作者运用了民间语言、民间思维对民间伦理、民间风俗、民众生活进行还原，营造了一个原生态的民俗生活世界，也展现出了时代和政治对民间跳脱的生命力、民俗承载的民间力量的洗礼和重塑。马烽笔下的乡土世界，几乎呈现了中国民间社会婚丧嫁娶、春种秋收、饮食居住、宗教信仰、方言土语等各个方面的风俗习惯及其背后隐含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变异。在这个世界里，吹了千万年乡村大地的凛冽的风仍然在掠过亘古的群山和广袤的河滩。乡村的宗庙祠堂、纵横阡陌、寻常人家经历了千年万年的苦难仍等在那里，但已是一片崭新明媚的大地，它面向未来，恰如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寄托着巨大的群体热望，却又一如最初的生命蛮荒，充满了历史的言说。在一幕幕充满着婚丧嫁娶、烟火凡俗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一张张质朴苦难的脸、一颗颗纯真热情又不乏痛苦纠葛但仍颠扑不灭的灵魂、一幅幅弥漫硝烟、充满忠诚背叛坚忍劳碌的时代画面、一股股排山倒海、冲决一切、前仆后继、势不可挡的打破世界的力量，都似乎充满了爱恨情仇，散发出或广袤或质朴的地域和民俗风情。

　　另一方面，如果单纯只是对民俗语言、民俗事象的反映和阐释，未免失之浮泛，民俗作为一种深层机制参与了马烽小说的叙事构建，极大促进了马烽小说叙事功能的实现。无论是作为叙事起因，还是小说的“题眼”，抑或是小说的脉络节点，民俗常常潜行在叙事之中，发挥深层控制的作用。与同时期的很多作家一样，马烽的很多作品都致力于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提出和反思农村存在的问题，揭示农村生活的变迁。而我们也可以从民俗模式、民俗机制入手，考察“民俗”这只看不见的手与马烽小说中反映的农村生活的“常”与“变”之间微妙、复杂而又妙趣横生的互动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具体到民俗的各个质素来看。

　　首先以民俗空间为例，民俗空间既是指民俗事象依存的空间载体，也是各类民俗人物和民俗世界展演其中的现实场，同时也是民俗事象和活动背后所指涉的精神虚拟空间，包含了民俗空间维度所投射出的民俗变异、民俗心理和民俗表征。以祠堂为例，祠堂是民间世界最重要的民俗空间之一，是乡土社会用于宗族和祖先祭祀这一圣事活动的神圣公共空间，还是宗族重大事件如婚姻、奖惩、正名等的见证者，更是乡土社会血缘关系的重要衍生物。笔者对《吕梁英雄传》进行了详细的文本细读，发现小说通篇出现“祠堂”31次。在祠堂被改造成村公所后，也以村公所的名义多次出现，成为革命活动的核心场所。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康家祠堂”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功能，康家寨的人们在祠堂里开会、斗争、分田、动员、参军，直到地主势力被彻底打倒，“康家祠堂”变成了“村公所”，从“质”上真正实现了职能的彻底转变。革命胜利后，康家寨的人们又在祠堂开起了欢庆大会，抒发翻身的喜悦。乡村社会十分重要的民间信仰空间——祖祖辈辈没有改变的关帝庙，也焕发了新颜，插上了红旗，贴上了标语。空间原有的民俗符号或者民俗范式如神像、祭祀仪式、祭拜场所、祭拜物品等，或者衰败不堪，或者被废弃，或者被置换，而换之以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新民俗符号或民俗范式，如反映阶级斗争的年画、描绘新生活场景的对联等，借助这些新的民俗符号或范式，作者在作品中营造出一个新的民俗空间，从而表达出共产党领导下旧貌换新颜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