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回忆》的创作灵感来自作者的一次很懊恼的旅行经历。1944年春天，孙犁和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几个同事和几十个同学到革命圣地延安去，途经山西忻县，一天中午，大家伙各司其职，烧火做饭，刷锅洗碗，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孙犁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以下引文如没有特别标注出处，皆出自本文)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弯着腰低着头，忽然“嗡”的一声，锅飞了起来，屋里烟尘弥漫，院子里的人都惊了。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拿着小洋瓷碗，木然地走到院里，同学们都围了上来。据事后他们告诉我，当时我的形象可怕极了。一脸血污，额上翻着两寸来长的一片肉。

　　当我自己用手一抹，那些可怕的东西，竟是污水和一片菜叶的时候，我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里去把脸洗一下。

　　在洗脸的时候，我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

　　我刚刚受了惊，并断定这是村里有坏人，预先在灶下埋藏了一枚手榴弹，也可以说是一枚土制的定时炸弹。如果不是山西的锅铸得坚固，灶口垒得严实，则我一定早已魂飞天外了。

　　我非常气愤，和她吵了几句，悻悻然回到队上，马上就出发了。

　　孙犁以写实的笔法，详细记载了这次经历。他的如实记录既反映了战争环境的复杂与危险，也揭示了战争状态下人们生存处境的艰难。虽说这次经历有惊无险， 但结局也实在是让他懊恼。在下游洗菜的这位妇女有点刁泼，实在不可爱，既没有人情美、人性美可言，更没有《荷花淀》中水生嫂们的牺牲精神和大局意识。然而，这次懊恼的经历和有关这位妇女的记忆却成了作者灵感生发的媒介和创作的素材。文学常识告诉我们，只有进入作家精神领域并且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刺激和信息才能最终成为写作的素材。那么，在上述记述中，哪一环节最终成为《山地回忆》写作的有用的“刺激和信息”呢？这就涉及到作家作为修辞主体与材料作为修辞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或者说“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文学创造活动在作家的脑海中是怎样发生的？

　　“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会珍贵了。因此，在写作中间，我不可抑制地表现了对她、对这些人物的深刻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