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读到一些文章，在肯定父亲李健吾《咀华集》系列作品的同时，把“咀华”之类的书评文章的停笔归结到父亲后来“主动靠拢政治”，写大量歌颂戏剧的作品，我觉得十分不妥。我不是搞文学的，但是想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人和事都需要被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我的观点不一定妥当，就当向有关人士讨教了。

　　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

　　《咀华集》是1936年出版的，《咀华二集》是1942年出版的，第二版的《咀华二集》是1947年出版的，而没有收入这两个集子的评论文则远远早于那个年代，譬如1928年在《大公报·戏剧》用6天时间连载的《关于中国戏剧》，1929年1月《认识周报》上发表的《中国近十年的文学翻译》，矛头居然直指鲁迅、周作人等大人物，1930年10月在《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对《诗人的悲剧》公演时的评论，直白地点出了熊佛西写剧的弱点。李健吾用刘西渭的笔名则早在1934年8月发表的《伍译的名家小说选》，刊载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一个27岁的年轻人，矛头直指知名大翻译家伍光健。

　　收入《咀华集》《咀华二集》的个别批评的文章，除了巴金已然知名外，其他如曹禺和卞之琳都还年轻，他们之间(主要指巴金/刘西渭、卞之琳/刘西渭)在报上对各自的观点来回辩论和维护，但批评和辩论都不影响相互之间的友谊。巴金和父亲的友谊众人皆知。卞之琳到上海，没有住的地方，还是住在李健吾家，每天还是在争论。后来去外地工作，父亲一直陪送他到车站，一路上一边争论，一边啃着甘蔗，就是一对朋友。李健吾的批评针对作品，而不是人。在那个时代，大家都没有任何职称，没有派系，纯粹是文学观点上的探讨。

　　特别要指出的是，《咀华集》《咀华二集》的作用还在于“推出”：推出某些有争议的好作品，如沈从文的《边城》；推出大量尚不为大众所了解的作家作品，如李广田的《画廊集》、何其芳的《画梦录》、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陆蠡的散文》等等，后来证明他们都是优秀的作家。文学评论不是简单地批评作品的短处，议论作者的是非。李健吾在《咀华二集》中表明了他对书评的观点：“批评者注意大作家，假如他有不为人所了然者在；他更注意无名，惟恐他们被社会埋没，永世不得翻身。他爱真理，真理如耶稣所云，在显地方也在隐地方存在。他是街头的测字先生，十九不灵验，但是，有一中焉，他就不算落空。他不计较别人的毁誉，他关切的是不言则已，言必有物。”

　　之后抗日战争进入胶着和全力以赴的时期。在那期间，一直待在孤岛和沦陷区的李健吾，从书斋中出来，进入戏剧界，从协助于玲的共产党地下活动所需要的抗日宣传起，到苦干剧团的商业演出活动，再到《金小玉》上演，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释放之后携家小化名逃亡。逃亡到安徽的路上被在国民党工作的清华校友认了出来，只好与他们相认，也是后来回到上海，出任上海市市长的吴绍澍邀请他出来工作的起因。那一个月的工作，为他蒙了灰。可是也就是这样的相识，了却他心中的一个愿望，想借用上海戏剧人才济济的条件，办一个戏剧学校，培养戏剧人才，兼有一个演出场地。其实无论是当时的上海市国民党党部，还是当时的上海市左翼联盟，都看不上他，他奔波、上书、陈述，最后只是让他管理一个破剧院，在学校教授戏文课。他竭尽全力，为组织教材，翻译了高尔基、屠格涅夫、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诸多独幕剧。

　　抗战胜利后李健吾回到上海，他又开始使用刘西渭的笔名，写了书评《三本书》《咀华记余·刘西渭我的仇敌》《咀华记余·无题》，谈了抗日战争期间4位女作家，特别是杨绛女士的工作，还是在“推出”。之后，按着过去的习惯，回复了一位读者，名为《答吉父书》。因为熟悉上海时期的文艺戏剧活动，他不断被邀请发表类似《沦陷期间的上海文艺界》之类的文章。但是抗战胜利没有带来和平，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种种胡来，民众生活的艰辛，和谈破裂，内战又起，这让他十分反感。他以战时搞戏剧的热情改编了希腊阿里斯托芬的闹剧《妇女公民大会》，开始起名为《和平颂》，后来改名为《女人与和平》。考虑到上海民众的娱乐情结，再加上国民党严厉的管控，他和导演共同把戏改成闹剧的形式，只是明白人还是听出了“反对内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