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11月，鲁迅分别为田军(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作序(收录于《且介亭杂文二集》)。虽然“二萧”当时并非著名作家，但从鲁迅的序文中可以看出，他对“二萧”作品独特性和重要性的评价，实际上已经奠定了这两部作品的新文学史地位。

　　二序的侧重有所不同。《八月的乡村》序重在政治和社会批判，在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社会及国家间战争等的对照、比较中，鲁迅对于政治权力、社会现实的批判倾向极其鲜明。“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话的政治批判分量实际上已经重到了极点。而在《生死场》序中，鲁迅的笔墨重心更多地落在了作品对于人性呈现及艺术表现特色的评价上，以至序文的行文方式也带上了对比反衬的手法。“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种不同的表达侧重在鲁迅以往的文字中不算少见，仅就序文而言，他历来都是熔铸了杂文写作的思想锋芒和文学批评的独到鉴赏，烛照出作品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在他将两位文学新人引上文坛时，这两篇序文也就是鲁迅为这两部作品度身定制的亮相“定场诗”。

　　二序侧重的不同中，当然也串联着共通性。共通性的核心便是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国民性批判。只不过这次的特点是在中国被侵略的国难背景中，突出了对于政治和文化的奴隶性的批判，并以此强调了两部作品的价值和力量。鲁迅有过充分的关于“奴性中国”的论述，并且对于奴隶和奴才的不同性格做过深刻的揭示；同时他也对“中国的脊梁”有过激动人心的讴歌。鲁迅对于“二萧”作品的推荐，也是沿着他的启蒙思想价值观而来，即“二萧”作品是“人的中国”——此时此刻，也是“抗战中国”的精神表达，“二萧”作品反衬出的则是“奴性中国”的丑陋。“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八月的乡村》却“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茅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同样，“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地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生死场》“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萧红作〈生死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