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岭南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看，岭南文化是在唐代以后取得较大发展的。这一时期，众多或被贬放，或前来避难、为官的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作为当时的文化精英，他们一方面以诗文书写岭南、表现岭南，使岭南风物较早被作为审美对象进入文人创作视野，岭南生活成为其人生历程的转捩点，促进了创作风格的转变；另一方面，他们也成为当时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使岭南本土文化快速融入中华文化发展版图。

　　从历史的线索观察历代流寓文士的分布地域，楚汉多集中于荆楚，唐宋多集中于岭南，明清则转向云南、东北和新疆。这是历代文士大致的地域流向，人们谈到岭南的流寓文士，便直接想到唐宋，而唐宋又有韩愈、刘禹锡、苏轼这些标志性的流寓岭南文人。实际上，无论是着眼于流寓文士对岭南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功绩，还是关注于岭南地域文学史的书写，仅着眼于唐宋时期，特别是唐宋几位大家，是远远不够的。学者需要由唐宋向前追溯，由唐宋向后梳理。这样可以勾画出一条历代流寓岭南文人变化的曲线，并从中可以看到历代中央政府对岭南认知的变化，以及岭南社会开发、发展的进程。

　　将目光由唐宋回转，南北朝时期南北分治，南朝四代文士之流寓除了因战争死于北朝、出使北朝未归外，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向北朝据有之地的贬谪或放逐，国与国之间亦不存在官员文士互为贬谪、放逐的问题。南朝时期的贬放区域，均由帝都建康向南、向西南、向西，而尤以越岭者为集中。以钟嵘《诗品》所品及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有诗作的南朝诗人为考察范围，南朝流寓岭南之诗人总21人，分别为刘宋时期的谢灵运、何长瑜、刘祥、王叔之，南齐时期的张融、谢超宗、刘祥、王思远，萧梁时期的范云、柳恽、王僧孺、萧子范、范缜、庾丹，陈代的阴铿、徐伯阳、傅縡、岑之敬、蔡凝、阮卓、江总。

　　这些流寓岭南诗人的地域分布涉及的具体地名有“广州”、“交州”、“越州”、“交趾”、“南海”、“曾城”、“封溪”、“始兴”等，可归属于传统岭南区域的有广州、交州、越州三州，少部分地区可归属于湘州。南朝宋、齐、梁、陈四代流寓岭南广州之诗人，有谢灵运、谢超宗、王思远、刘祥、范云、柳恽、庾丹、范缜、阴铿、徐伯阳、岑之敬、江总、何长瑜、王僧孺、王叔之十五人，流寓岭南交州的诗人为徐爰、张融、蔡凝、阮卓四人，流寓岭南越州之诗人为谢超宗一人。南朝时期的始兴为湘州所领，从地理区域而言仍属岭南，范云、萧子范、阴铿、傅縡、江总五人均有流寓湘州之始兴的经历。

　　南朝流寓岭南的诗人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为徙放者，有谢灵运、徐爰、谢超宗、刘祥、范缜、庾丹、蔡凝；其二为贬谪者，有何长瑜、张融；其三为避难者，有王叔之、阴铿、徐伯阳、江总；其四为出官岭南者，有王思远、范云、柳恽、王僧孺、萧子范、傅縡、岑之敬、阮卓。

　　徙放之要者为谢灵运、谢超宗、范缜。谢灵运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八九月间与其子谢凤、其孙谢超宗一并上路徙往广州，其出发地为临川。按照流寓经历是一个流寓者奔赴流寓地往返经历的原则，谢灵运之流寓岭南，当起于由临川启程南下之时。谢灵运途中作《长歌行》，过大庾岭作《岭表赋》《岭表诗》，仅为残篇，既至广州，作《感时赋》。元嘉十年十一月，在广州作《昙隆法师诔》，临刑前又作《临终诗》。至广州后，谢灵运又被指控犯谋反罪，诏于广州行弃市刑。谢灵运流寓岭南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自元嘉十年八九月至十二月广州弃市，不过三个月左右。

　　谢超宗为南朝流寓岭南诗人中之最不幸者，一生先后两次被放。前一次为受其祖谢灵运之株连，祖孙三人徙广州，羁留岭南近二十年之久，其青少年时期是在岭南度过的。谢超宗二次被徙越州，乃因对朝廷积久的“轻慢”及因逆反见诛的亲家张敬儿之牵连。此番外放，齐武帝将其徙至更为遥远的越州，然行未至，即于豫章受诏赐死。

　　范缜因王亮之事获罪徙放广州，历时两年。诗人何长瑜流寓岭南事见于《宋书》《南史》之《谢灵运传》，其为谢灵运东归之后为山泽之游的“四友”之一，谢灵运对其评价很高，以为“当今仲宣”。长瑜被贬放广州，除为增城令，乃起于以诗戏临川王刘义庆的州府僚佐，而触怒了义庆。南齐因贬谪而流寓岭南的诗人中，张融是文名最著的一位。关于他流寓交州武平郡所属之封溪县的事件，《南史·张融传》叙述了大致原委：因建斋浴佛，张融捐钱之少而令“帝不悦”，遂出其为封溪令；赴南途中身处杀身之境，泰然作洛生之咏，而未得獠贼加害；作文辞诡激、独与众异的《海赋》；在流寓地的交游及舍生重义。张融之流寓交州最大的收获是《海赋》的创作，该篇也成为南朝流寓文学的重要作品。

　　南朝因避难而流寓岭南的诗人王叔之居于罗浮山，以处士修己，于筑室内读书的凤凰洞，后人名其谓“王子洞”，为岭南人留下了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陈代诗人阴铿于梁敬帝绍泰元年（555）为避侯景之乱南下岭南，至陈武帝永定三年（559），此四年间，阴铿随萧勃往来于始兴、广州间。

　　江总是南朝诗人中流寓岭南线索相对最为明晰的一位，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将其赴广州依萧勃之年系于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其离开岭南被征还的时间，《陈书》本传有明确记载，是在陈天嘉四年（563），这也是一个颇长的流寓经历。

　　南朝流寓岭南之诗人以为官岭南者居多，其要者有范云、柳恽、王僧孺。范云于齐明帝建武三年（496）至始兴内史任，处置亡奴以情理，安抚豪族以恩德，遂使境内安宁。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六月，范云由始兴内史任迁为广州刺史，祭祀孝子墓。十月坐事，征还下狱。范云任广州刺史时间不长，只有四五个月。范云流寓岭南的几年是在南齐末期。

　　梁代流寓岭南，出任过广州刺史的诗人是柳恽。何逊有《哭吴兴柳恽》诗，其“霞区两借寇，贪泉一举卮”句，盛赞柳恽就任时期为政清静，清操自厉。梁代另外一位以出仕身份流寓岭南者是王僧孺。僧孺出任南海太守两年，颇有声绩。梁代南海郡治番禺，时番禺已是梁朝最为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僧孺之任亦以清廉自守。

　　南朝四代出于不同原因流寓岭南的诗人在岭南期间或留政绩，或以诗文书写岭南，不同程度地为岭南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作出了贡献，是岭南历史书写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