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沈之争”的戏曲史意义

　　——《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再谈“汤沈之争”的戏曲史意义》

  内容提要：从戏曲史、戏曲社会地位的变迁以及晚明曲家对传奇戏曲的认识过程来看，“汤沈之争”及汤、沈二人对于中国戏曲发展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明代文人参与南戏传奇创作，有着从俯视、平视到尊重的过程。汤显祖强调“意趣神色”，将传奇视为堪与诗文并峙的新文体，并通过其创作，让传奇进入到文学殿堂的深处；而沈璟对制曲规范的努力，通过吴中曲家到清初苏州作家群、到李渔一线的努力，让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获得更大的市场和发展的空间。他们其实同样在创作实践过程中进而关注到了戏曲的本色当行，也同样重视曲律，只是由于时人以昆山腔为唯一标准，以及对宫调曲律和用韵规范的误解，才塑造出汤氏逞才横行、无视曲律的形象，致使汤氏之深意“伤心拍遍无人会”。

　　关键词：“汤沈之争”文体 意趣神色 曲律

　　作 者：黄仕忠，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中国戏曲史研究》等。

　　明万历年间，戏曲界同时出现了汤显祖和沈璟两位大家。他们之间，在戏曲创作及其有关理论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甚至达到针锋相对的地步。晚明及清初曲论家，几乎都曾发表过意见：或是认同沈氏曲学，或是仰慕汤剧文采，或是作调和之论，更多的则是借此以表达自己的戏曲主张，从而让“汤沈之争”显得愈发热闹。

　　“汤沈之争”早已成为研讨或撰写明代戏曲史时不能绕过的问题之一。本文作者主要从古代戏曲发展史和戏曲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地位变迁的角度对“汤沈之争”，以及汤、沈二人对于中国戏曲史的意义，做出了新的诠释。

　　首先，从明代传奇戏曲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汤氏《牡丹亭》的出现，标志着“传奇”这种明代文人手中的新文体，在文学成就上达到了巅峰。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古体或近体诗，适于表达主流的思想意识，对内心情感作正面的抒写。词之产生，原是表达个人内心私密的情怀，文言小说则仍受制于史传一路的习惯制约，唯有戏曲，可以“借他人之酒杯， 浇心中之垒块”。所以，在明代后期，文人士大夫往往在仕途失意之际或功名未遂之时，用杂剧或传奇来作为自遣的工具，遂有戏曲文学的勃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横空出世，以清丽的文笔，抒发“至情”的观念，把传奇这一文体的文学水准推到了顶峰，更为传奇创作树立了文学的标杆，从而引发更多文士对于戏曲创作的热情，大大推进了传奇戏曲的创作。

　　其次，在《牡丹亭》撰写并开始盛传的时候，江苏吴江人沈璟完成了《南曲全谱》的编纂。此谱为传奇文体的创作提供了曲律规范，堪称是昆山腔确立在曲坛主流地位的一座界碑。在这里，文人视野中曲律规范的建立，与文人传奇创作走向鼎盛，合上了同一个节奏。因此，《南曲全谱》实际上是在万历间文士对传奇创作热情髙涨的背景下起意和完成的，也是传奇新文体对新规范的呼唤所产生的结果。

　　在汤显祖撰写“四梦”之时，以吴中“标准”制订的曲谱尚未问世，他当然无法预先合乎其规范；而文人视野中对于曲律的要求，又先验地以吴中曲律为标准，并以此校验所有非吴中地区曲家剧作，这是“汤沈之争”之所以发生的又一背景。

　　再次，“汤沈之争”的发生，还与晚明曲家对宫调曲律和用韵的不同理解有关。南戏原无所谓宫调。所谓的音律，也是后来形成的。事实上，晚明曲家对宫调的理解，大多是不正确的。汤显祖剧作的合律与否问题，由于谱曲依据和用韵标准之不同而被放大了。正是在曲遵昆山腔、韵遵《中原音韵》的标准下，塑造出一个“逞才”“悍然为之”“直是横行”的形象，让诸多自以为独得了曲律奥秘的曲论家，在评论汤显祖时获得一种优越感。

　　作者在文章最后总结，汤显祖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他是把传奇当作抒发内心情感的新体裁，全身心投人写作，并且高举着以“情” 抗“理”的旗帜；沈璟的着眼点在于演唱时的协和，至于文辞之工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前文人士大夫俯视戏曲、平视戏曲，到这里开始把戏曲舞台演出的要求放到了第一位。这种视角的转变，在“汤沈”的分歧意见受到广泛关注之后，宣告完成。

　　要之，汤显祖的努力，让传奇作为一种新文体进入到文学殿堂的深处；沈璟到苏州作家群、到李渔一线的努力，让戏曲作为一种表演艺术获得大众市场和发展空间。这便是我们从汤、沈的分歧意见和不同路向所看到的戏曲史意义。

　　（本文刊于《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