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从技巧、风格乃至语体和观念都深受欧美文学的影响。这个主潮可以回溯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一系列自觉的文学革新诉求，这个诉求在新文化运动的西化潮流中进一步得到合法化。尽管与主潮并行的不乏“国粹”“甲寅”等对于本土传统怀抱温情的支流，但终究“西风”压倒了“东风”。这固然是文化精英在特定历史时期针对已呈衰败、落伍之相的帝制时代文学观念的现代理性选择，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追求“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道路上得到了一定的纠偏，但“启蒙”的理念一直保持其岿然不动的地位。启蒙本来是现代历史进程中应有之义，但我们的启蒙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启蒙现代性的话语结构中运行，往往在不自知中陷入到褊狭的一隅，甚至在文学观念中形成了某种以西为贵、以西律中的潜意识自卑。

　　这种潜意识自卑所形成的中国文学对本土传统的自我憎恨，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文学实践之中隐然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并且在人性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整体性文化氛围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式的存在。返观晚近20多年的当代文学，由20世纪80年代众声喧哗肇端，到20世纪90年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世纪之交的欲望、身体、个人主义的泛滥，邪僻、险怪、玩弄花里胡哨的结构与技巧、沉溺私人而忘却外部世界的狭窄趣味，已经趋向于背离它们原先所具有的解放和自由性质，成为一种新的保守。对于当代文学“去传统化”的不满也由此产生，是时候反思现代以来文学与本土传统的话题了，尤其是当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跃居全球前列，科技与传媒获得了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华文化复兴的愿景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回首元典，重新发现中华传统美学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和启示。

　　但是，曾经一度被贬损乃至污名化了的过去，是否还可以再次复活？或者说，在这样一个已然全球化，中西古今的遗产经过现代中国的重铸已经交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如何找到一条新的通往过去、接续传统的道路？“中华传统美学”这一提法本身是抽象的，作为一种因应着时代语境不断变化的综合性事物，它很难被归束为某种本质化的存在从整体文化中割裂出来，让后来者一劳永逸地进行继承或者弘扬。事实上，任何一种“传统”总是过去的事物与当下语境彼此互动的精神活动结果，是一种效果历史。什么东西才能在当下被我们称之为“传统”？我认为，当代文学如果要有所创新，一定是在发明自己的传统。因而，中华美学传统最核心的部分是“精神”，“精神”指向那些具有价值意义的东西，而在实践层面它则可以幻化为种种特异的形态，这种精神如果要重新获得其活力，那它一定在生存体验、道德范型、价值系统、想象方式、情感结构方面有着能够与当下生活相通相连，乃至即便暂时处于蒙尘的状态，也一定有着可以被激活的契机和关窍。

　　不避粗陋的话，我可以将“中华美学精神”从几个方面归纳为几组核心观念，倒并不是说它们构成了某个一成不变的固化内涵，而是在我看来，这些核心观念也许在一定的时间里睡着了，却并没有死去。它们可以作为线索，贯穿到当代文学的创作之中，并融合为当下创作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