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延续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形成了一些亮点。首先，整体性的问题意识逐步显现，体现为史观的选择，以及基于相应选择的“有立场的研究”日渐增多。实际上，相比“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作为学科建设的意义一直不断被追问，原因是“现代文学”与现代文明的转型与建设的同步性，与现代历史高度的互文性。可以说，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从来没有从这种追问中取得过一贯稳定的“学科内部价值”，相反，对它的讨论越来越呈现出本源层面的分歧，在当今的形势下，它更是成为了一种思想判断乃至决断。

　　现代文学研究因此具备了双重属性，一方面它的形成基于客观史料、文本和完成了的事件、人物，另一方面，它呈现出一种“不断问题化”的独特的特征。在我看来，我们对这种特征不必有过多的焦虑，相反它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独有的活力和价值，是中国现代历史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些年来不断出现的，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新颖解读，都是源自这一点，2016年的研究也不例外，种种有关“现代”、“中国”、“学术”、“文学”本身的意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思，而各种后现代的方法论在这些反思形成的新的话语空间之中也有了用武之地。

　　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得到最多公认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2016年出版了全新修订版，距此书初版本也已经有30年了，修订版的各章叙述都有所调整，而总体结构变动不大，仍然延续了“思潮与运动”、“文体”、“重要作家”的叙述结构，但也有一些变化，比如单章论述的作家增加了沈从文一章，“通俗小说”更名为“市民通俗小说”，内容也增加了不少。历经30年，这本文学史在各种不同的思潮与话语的碰撞之中，取了一种相对稳重中立、优美晓畅的叙事风格。《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叙事起点是“文学革命”，这本身就是一种基本的历史判断，即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基于历史的重大转折，而结束于另外一种重大转折，这一点是明确的，而除此之外，在两次重大转折之间，“三十年”有一种被暂定下来的时间的意味，既是客观无疑的，又开放给了各种阐释空间。在当下这种文学史观不是没有受到挑战，比如海外汉学研究对“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的不同理解，以及国内学者对“民国文学”、“汉语新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等概念的辨析与提倡，都体现了基于不同历史观的“命名”与学术反思，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挑战与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