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冠英先生曾经非常谦虚地说：“我不是文学史家，我至多就是对古代文学，尤其是对先秦乃至汉魏六朝诗歌略知一二，不敢说是一个文学史家。”其实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说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一点也不为过。甚至可以说，余冠英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史家。

　　简单地说，余冠英一生做了几件事。一是教书，一是学术研究，一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做编辑工作。余先生这一生，在工作和生活中交往的朋友不胜枚举。说到他的朋友圈，大概可以分成几类，然而其实有很多是区别不开的。

　　第一类就是朋友。和余先生有君子之交的，朱自清是最密切的一个。余先生在1926年下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介绍了同宿舍名叫朱理治的经济系学生入党。朱理治先生是1907年生人，比余先生小一岁，晚一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北京的军阀抓共产党，风声很紧，余冠英和朱理治的左派倾向很明显，当时相当危险。余先生没办法，当天晚上就带着朱理治藏在朱自清先生家里，躲了一宿。其实，朱自清那个时候就知道他们俩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风声紧张的情况下，朱先生还是仗义施以援手，说明他们的关系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他的“朋友”，如果说有第二个，那就是吴组缃。余先生和吴组缃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一开始吴组缃的哥哥和余冠英是同学，两个人很要好。后来吴组缃又考到清华经济系，第二年转到文学系，两个人通过他哥哥认识，很谈得来，交情自然越来越深了。

　　第二类是老师或老师辈的人。余先生的老师辈，同时跟他也有很多交往的，俞平伯先生算一个。当时两人在一个组，一直一起工作，余先生是组长，俞平伯是组员，可谓订交一生、不离不弃。还有一位，是闻一多先生，他长期做清华和西南联大的中文系主任。有一件事，当年萧涤非先生在四川大学教书，因为国民党要让他加入，他不愿意，结果被国民党找茬解聘了。萧涤非孩子多，全家被困在四川，连吃饭都成问题。他写信给余先生，请余先生帮忙，想去西南联大教书，甚至说如果大学没有位置，教附中也行，只要孩子们不挨饿就可以了。余先生当时在西南联大教书，他拿着萧先生的信找到闻先生求情，闻先生不太了解萧先生，就问萧先生学问怎么样。余先生说，他是我大学同学，同一届，而且在清华足球队一起踢足球，交往很多，学问也非常好，所以我可以打保票。闻先生说，我信你，于是便给萧先生安排了一个教职，在中文系教书。可见，闻一多先生对余冠英先生非常信任。

　　闻先生孩子多，抗战期间生活困难，一度要靠给别人刻印章挣点钱以补贴家用。余先生当年家里人口少，情况要好些，所以曾经为了帮助闻先生，也按照闻先生刻章的润格，请他帮忙刻了一方闲章。可惜这枚印章在“文革”时被抄走，丢了。余先生曾经对我说：“很可惜，那是闻一多先生留给我的唯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