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宣明验》《冥祥记》《冥报记》《酉阳杂俎》等书为代表的中古志怪小说保存了许多获致灵验的方式，如称名、礼忏、造像、归心、供养、燃灯祈愿等。不仅如此，它们还记录了一种新的灵验形态——诵经灵验，即通过诵读佛经获致灵验，其实质是一种原始的通过神秘感应超越时空互相作用的巫术。佛教最初传入中土时，凡弘扬佛法的僧徒、所译的经文均需要适应当时的文化现实，即中国社会中对传统经典的崇信，尤其是当时正值道教处于创发力的形成阶段。因此，诵经灵验既基于印度佛教自身重视讽诵的传统，也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种权宜之策。

　　重视讽诵与“诵经灵验”的佛理性渊源

　　在最初的印度佛教传承体系中，佛典起初是以口传文献（Oral Literature）的形式存在。南传佛教认为，直到锡兰王毗多伽摩尼（公元前43—前17年在位）时，佛经文本才得以书写。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形成了佛教重视讽诵的传统，僧人把诵经作为日常功课。这一点在最早来中土弘扬佛法的那批僧人身上可窥探一斑。如《高僧传》卷一《竺法兰传》：“自言诵经论数数万章。”又，《僧伽跋澄传》：“暗诵《阿毗昙毗婆沙》贯其妙旨。”又，《鸠摩罗什传》：“什公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

　　比及佛教经典化阶段，佛教徒则在相关经典中强调诵经之功德。如《小品般若经》：“佛告释提桓因言：‘憍尸迦！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阎浮提人令行十善道。于意云何？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不？’释提桓因言：‘甚多，世尊！’佛言：‘憍尸迦！不如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经卷，与他人令得书写读诵，其福甚多。’”又，《维摩诘所说经》：“‘世尊！若有受持读诵，如说修行者，我当与诸眷属，供养给事！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旷野，有是经处，我亦与诸眷属，听受法故，共到其所。其未信者，当令生信，其已信者，当为作护。’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说，吾助尔喜。此经广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不可思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供养是经者，则为供养去来今佛’”。而《妙法莲花经》更是反复强调诵经之种种果报，“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是人当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以是功德，庄严六根，皆令清净”。反之，“其有诽谤如斯经典，见有读诵、书持经者，轻贱憎嫉而怀结恨”者，死后将下地狱、堕畜生道，即便转世为人也会受贫穷、恶疾、愚钝、丑陋等楚毒。

　　由此可见，早期佛教注重口头传播的方式促使诵经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佛教接受方式，而大乘佛教在相关经典中反复强调诵经之种种宗教意义与功德，则为“诵经灵验”提供了佛理依据。中古志怪小说所载“诵经灵验”之现象既是这一亘古习俗的遗留，又是对这一传统的承接。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诵经”，分为讽诵和诵读两种，唐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曾引《周礼》郑玄注云：“背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此处的“背文”就是隋章安灌顶法师在《大般涅槃经疏》卷十所指的“临文曰读，背文曰诵，传文曰写”。这两种诵经方式在中古志怪小说中均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