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意义是当代思想各学派共同关心的问题，符号学集中探研意义的形式规律。符号学与现象学有相当大的结合部，“意识”与“意义”紧密相连，胡塞尔的现象学详细讨论符号问题，而皮尔斯试图将符号学建立于一种现象学基础之上。正由于此，它们在一系列要点上类似，例如意向性、对象与观相、意义对意识的作用等；但也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分歧，尤其是符号与事物的区别。符号现象学试图回应这两个学派主要理论家的观点，把现象学的某些方法应用到符号学的论域中，以“形式直观”为中心，解剖意义的初始产生过程，以重新整理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专项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项目“文化符号学理论与当今中国文化研究”(批准号：SKQY201501)成果

　　作者简介：赵毅衡，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一、何为“形式直观”?

　　意义问题，意义与符号的关系，是20世纪初以来的各批评学派共同关心的课题，这可以说是当代思想的核心问题，符号不仅是意义传播的方式，更是意义产生的途径。符号学作为集中探研意义的学问，更关注意义的形式问题。意义必用符号才能承载(产生、传达、理解)，符号只能用来承载意义。德里达说，“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有无意义的符号，也不可能有无所指的能指”①，没有不承载意义的符号，也没有无需符号承载的意义。本文讨论的“形式直观”问题，目的是回答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意识面对的“事物”是如何变成意义对象，又如何进一步变成意义载体，也就是意向性是如何把对象变成符号的。这个过程，在本文中称为“形式直观”。因为它直接卷入了意识、意向性、事物、对象，它在意义活动中的基本功能，是符号现象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皮尔斯从19世纪后半期就在符号学论域内思考现象学问题，他到晚年才知道胡塞尔，并且只是在笔记中提了胡塞尔的名字，实际上胡塞尔的现象学比皮尔斯晚出②。由于皮尔斯集中于思考符号学理论，其现象学体系相当特殊，他的讨论基本局限于贯穿符号学的“三性论”③，他甚至在“现象学”(phenomenology)与“显象学”(phaneroscopy)等学科名称上摇摆不定④。

　　最早结合两个学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梅洛-庞蒂的“生存符号学”，近年在这个方向努力的有拉尼根和索乃森等⑤，但是至今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符号现象学论辩体系，甚至未能清理出一个基本的论域。笔者认为，符号现象学应当如皮尔斯所考虑的那样，是符号学理论的一部分，是从当今的符号学(而不是现象学)运动的需要出发，重建符号学哲学基础的努力。看起来本文与现象学有所异议，实际上只是吸收了现象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方法，试图回顾并丰富皮尔斯的符号现象学，而没有任何重写现象学的企图，也没有任何“反驳”胡塞尔的想法。在个别问题上，例如在符号与事物的关系上，似乎与现象学有所争论，实际上只是论域不同。

　　意向性，就是意识寻找并获取对象意义的倾向，是意识的主要功能，也是意识的存在方式。意识的“形式直观”，是意识获得意义的最基础活动。形式直观的动力，是意识追求意义的意向性。意识把“获义意向活动”(noesis)投向事物，把事物转化成“获义意向对象”(noema)，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意义。

　　这一对源出希腊文的术语，中译歧出极多，有“意识活动—意识对象”、“意向活动—意向对象”、“意向性活动—意向性对象”等。对“noema”的翻译，又有“对象”与“相关项”之分，所谓“相关项”，即是“意义”的另一种说法。实际上，“对象”并不等于“意义”，二者还是应当区别开来。这对词的希腊词根“nous”，指的既是“心灵”(mind)，又指“认识”(intellect)，这些译法的分歧，来自原概念的多义性。

　　事物面对意识的意向性压力，呈现为承载意义的形式构成的对象，以回应此意向，意义就是主客观由此形成的相互关联。本文把“noesis”称为意识的“获义意向活动”，而把“noema”称为“获义意向对象”(为行文简洁，本文经常会称作“获义活动”和“获义对象”)。所用的译法，虽然长了一些，或许更清楚明了：由于意识对意义的追寻，才出现这一对关键范畴。

　　本文把获得意义的初始过程，称为“形式直观”(建议英译“formal intuition”)。所谓“初始”，就是第一步，即皮尔斯所谓“第一性”。意义活动不会停留在这一步。皮尔斯认为符号活动必有三个阶段：符号的“第一性”(firstness)即“显现性”，是“首先的，短暂的”，例如汽笛的尖叫；当它成为要求接收者解释感知，就获得了“第二性”(secondness)；然后出现的是“第三性”(thirdness)，只有到那时，“我们会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形成一个判断，那个判断断言知觉的对象具有某些一般的特征”⑥。意义活动不会停留在初始阶段，意义的积累、叠加，构成第二性的认识记忆；意义的深化，构成第三性的理解与筹划。

　　本文只讨论意义活动的初始发生，也就是说，只局限于形式直观所涉及的第一性阶段。皮尔斯明确声称：“就我所提出的现象学这门科学而言，它所研究的是现象的形式因素。”⑦形式直观也是一种直观，但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本质直观”不同。二者相似的地方只在于对“意向性”和“直观自明性”的理解，胡塞尔说：“在直观中原初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内被理解。”⑧意识之“形式直观”之所以成为意义活动的根本性出发点，原因有二：第一，“直观”的动因是自明的，意识的“追求意义”本性，是获义意向活动之源；第二，作为直观对象的“形式”，如皮尔斯的定义，是“任何事物如其所是的状态”⑨，即对象最基本的无可遮蔽的显现。

　　胡塞尔现象学讨论的关键点是“本质直观”(essential intuition)，即“观念直观”(ideation)。本质直观被给予的不仅有感性个体，而且有关系范畴及本质观念。究竟直观是否能通过观念化抓住事物本质?符号现象学并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符号学关心的是意义的生成和解释，至于由此获得的意义是否为事物本质不可能在形式直观中考虑。皮尔斯建议把符号现象学直观的范围，缩小到对象初始的形式显现：“关于现象学的范畴和心理事实(脑或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它又极其严格地戒绝一切思辨。它不从事、而是小心翼翼地躲避进行任何假定性解释。”⑩他建议把对事物的进一步理解，推迟给形式直观之后的经验认识累积去解决。这不是符号现象学“有意扭曲”现象学。作为意义理论基础的符号现象学，只是回顾并吸收现象学的一些方法，应用于符号学的基础建设。它与现象学在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上，看法可以不同，因为各自的论域很不同。

　　意识的这种初始获义活动是一种直观，是因为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寻求意义。为什么意识寻找意义?这一点无需辩护，甚至无须证实，因为它是意识主体存在于世之必需，皮尔斯称之为心灵与“真相”天生的亲近(11)。意识的存在不可能不追求意义，因为人生存于一个由意义构成的世界之中，只要意识功能尚在，就一刻也不可能停止意义的追寻。意识的获义活动能否如意地获得“真相”，则是另一回事，需要另外讨论，但是追寻意义的活动本身，是意识存在于世的方式。

　　因此，形式直观作为初始获义活动，是自我澄明的。也就是说，主体意识产生获取意义的意向性，这个需要，以及这种能力，是自我的内在明证性的立足点，也是符号现象学的起点根据。获取意义的意向活动，无需他物作为其根据。与之正成对比的是：对象给出意义回应，却不是自发的，而是获义意向施加压力的结果。

　　只有追寻意义的意识，才是不变的出发点。一旦人的意识不追寻意义，意识就中断，意识就是追寻意义的精神存在。《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12)孟子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感觉并不是意义的首要条件，意识(“心”)的意向性功能(“思”)才是。“思而得之”的，是对象世界，对象是“思”的产物，而意识对意义的这种追求，是“天所与我”的本能。

　　并非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意识的体现，精神病患者、错觉幻觉者、失去知觉者，一旦他们的意识不再持续地追寻意义，就不具有意识。在这个意义上，睡眠的确可以被看作死亡或精神病态的预演，睡眠中断了意识对意义的追寻，只有靠梦，朦胧模糊地、断续挣扎地维持获义活动。

　　形式直观不可能取得对对象的全面理解，任何深入一步的理解，就必须超出形式直观的初始获义范围。无论什么事物，都拥有无穷无尽的观相，所谓“一花一菩提，一沙一世界”。在特定的初始获义活动中，只有一部分观相落在意向的关联域之内。例如，我们看到某人一个愤怒的表情，这个感知让我们直观到愤怒这个意义，但是此人愤怒的原因，此人如此愤怒的生理心理性格机制，却远远不是一次形式直观能解决的，需要许多次获义活动的积累，才能融会贯通理解，也很可能永远无法“正确地”理解。皮尔斯指出：认识累积，才有可能“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接，竭尽所能，使解释项能够接近真相”(13)。认识理解，必然不再局限于初始形式直观，而需要进一步的符号意义活动。但所有进一步的理解，首先需要第一步的形式直观来启动。

　　形式直观是意识与事物的最初碰撞产生的火花，没有这个意义反应，就不会有此后的链式认识活动，就没有符号学的所谓“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iosis)，不可能进入属于认知过程第二性的理解，更没有属于第三性的范畴分辨与价值判断。皮尔斯认为真相是每个符号的最终解释项。但是无限衍义使符号过程不可能有终结，因此“真相”只是吸引我们持续认知努力的目标，我们的每一步认知能接近这个目标。对事物的认识，可以逐渐加深，逐渐扩大，甚至进而深入事物的本质，但是这些不是形式直观所能做到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意义?胡塞尔一再强调：意义并不是意向对象，相反，意义总是意向性活动。因此，当自称继承胡塞尔意义理论的赫施说“一切意向性对象的一般属性就是意义”(14)，有论者认为是违背了胡塞尔的原意(15)。笔者认为，意义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双向的构成物：意义是意识的获义活动从对象中得到的反馈，它能反过来让意识主体存在于世，因此，意义就是主客观的关联。这样一个定义符合海德格尔的看法：“在领会着的展开活动中可以加以勾连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意义。”(16)“严格地说，我们领会的不是意义，而是存在者和存在。”(17)而且，意义也是主客观互相构成的方式：不仅是意识构成对象，而且意识由于构成意向对象从而被意义所构成。梅洛—庞蒂的话“景象用我来思考它自己，我是他的思维”(18)，点明了意义关系中的相互建构原则：对象必然是意识的对象，而意识也必然是对象的意识。

　　王阳明《传习录》的名言“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19)把意识追求意义的关键层次，说得相当清楚：“身之主宰便是心”，自我的主体存在就是自我的意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识的主要功能就是发出意向性；“意之本体便是知”，这种意向性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得意义；“意之所在便是物”，获义意向性的压力让事物变成对象。

　　很多学者注意到王阳明这段话与现象学遥相呼应，二者异同之处，也得到不少辩论(20)。笔者认为这段话更适合于符号现象学的形式直观论：王阳明所说的“意”不是纯主观的“心”，而是心发出的“意向性”；“物”可以被理解成“对象”。王阳明还有一段话，支持本文这种理解：“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21)如果没有获义意向性的压力，事物不会成为对象，而一旦有“意之所用”，即“有是物”。

　　但是形式直观的意义定义还有个回应过程，我们可以沿着王阳明的话，再加一句，“物之应意便是心”。王阳明也清楚地了解这种意义回应构成意识的过程：“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之是非为体。”(22)对象给予获义意向性的意义回应，反过来构成意识。它们的关系形成(心灵)意识→(获义)意向→(对象事物给予)意义→(心灵)意识，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意义构成主客观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