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学中存在不同的政治自觉状态，真正的文学的政治自觉是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融合，是想象政治的自觉，代表着人类对于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保持了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功能，永远具有人道主义的终极意义。

　　关 键 词：文学政治学/政治自觉/想象政治/人道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3BZW002)。

　　作者简介：刘锋杰(1953- )，男，安徽泾县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学、张爱玲研究（江苏苏州215123）。

　　在确认了“文学想象政治”以后，想继续追问的是，文学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它的政治性?如认为就是描写政治生活，使其思想内容是政治性的，这当然也不错。不过，这样的回答似乎简单了些。描写政治斗争的作品比比皆是，但能够真正影响政治，提高人们认识社会现实的思想水平的作品并不多。这其实关乎文学的政治自觉与纯净气质的程度问题。

　　实际上，在中国颇为流行的文学的政治自觉，是从工具论观点出发的，认为文学应当成为政治实施自身目标的手段，从而为政治效力。1979年出版的两本通用文论教材，体现的就是这种非独立的政治意识与价值立场。蔡仪的《文学概论》充分体现了工具论的思想特点，在论述“党的文学”概念时，突出了文学的政治自觉是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进行创作，“列宁说：‘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这说明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性高度集中的表现。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自觉地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他们的作品体现了这种党性，因而是具有无产阶级党性的文学”。[1](P56)通观教材，在涉及文学与政治关系时，除了强调过去时代的文学可以批判政治之外，一旦进入当代状态，就围绕党性立论，文学完全成为政治的优化工具，只能用来进行“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在蔡仪这里，文学的政治自觉就是自觉地站在党性立场上，为制度与统治说话与创作。至于今天的社会到底还存在不存在异化之痛，还存在不存在阴暗面，还需要不需要文学来发挥它的监督批判作用，则完全成为题外话。蔡仪可以提出文学“应受党的监督”的命题，却不能提出执政者也“应受文学的监督”的命题，可见其文学的政治自觉，就是自觉到将文学纳入工具的范畴而毫无自身的特点与使命。

　　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同样体现了工具论的思想精髓，在论及党性与创作时，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党性，就是要求作家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自觉地、积极地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2](P119)或者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要求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观察、分析生活，正确地、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向，有力地揭露一切危害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黑暗、落后的势力，歌颂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群众，培养人民群众高尚的情操，满足人民群众精神上的多方面需要”。[2](P104)从以群教材的思想来源看，与蔡仪教材没有区别；从用词看，也基本上没有区别；从主张的实质内容看，更是高度一致，它们所强调的作家的政治自觉，无外乎就是全身心地投身革命事业之中，为革命事业服务，想革命事业所想，急革命事业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