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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文艺观的另一面相:中道
2015年11月02日 11:08 来源:《江海学刊》2015年第20154期 作者:周群 字号

内容摘要:徐渭以其倡求抒写真我、本色而被视为晚明文学思潮的先驱,袁宏道对徐渭的推尊强化了二人同道的印象。但徐渭的文艺观及学术思想尚有孜求中道的一面,“真我说”与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有本质的区别,徐渭所论之“我”不是一己之“我”,而是“周天地所”的“大我”。徐渭才艺卓绝,诗、书、画、曲无一不精,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能与其它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如徐渭的画作以“大写意”著称,徐渭的题画诗,与其画风十分相似,重写意,而不求纤细精工,并常常不受制于画中所表现的物象,纵横捭阖,无所不达,显示了徐渭诗作的独特个性。徐渭虽罕有哲学专论,但《论中》七篇,系统地表达了其价值观念,是徐渭思想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并对其文学、艺术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我们全面理解徐渭的重要津梁。

关键词:袁宏道;中道;李贽;学术;文学;诗歌;文艺;公安;童心;体现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徐渭以其倡求抒写真我、本色而被视为晚明文学思潮的先驱,袁宏道对徐渭的推尊强化了二人同道的印象。但徐渭的文艺观及学术思想尚有孜求中道的一面,“真我说”与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有本质的区别,徐渭所论之“我”不是一己之“我”,而是“周天地所”的“大我”。与李贽、汤显祖、公安派论文时扬情抑理不同,徐渭论文主张情与理的统一。徐渭为文有“法严”的一面而有别于“不拘格套”的公安派。《论中》七篇是徐渭孜求中道的文艺观的学理基础,对“师类”“自然”与“警惕”的态度体现了其为学孜求中道的取向。

  关 键 词:徐渭/文艺观/中道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美学思潮学术背景研究”(项目号:08BZX06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项目号:10&ZD06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佛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项目号:2010JDXM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群,1958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

 

  徐渭疏狂自放,历来被目为奇人之尤,晚明文坛健将袁宏道在陶望龄的书斋中得徐渭之《阙编》,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慨叹“当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乃至“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①而澄道人在评《四声猿》之后,投笔隐几,“惊跃狂叫曰:‘异哉!’”②称叹其“即以为有明绝奇文字之第一,亦无不可”③。袁宏道之传,澄道人之评,都以“奇”字冠徐渭。于是,徐渭与其品评者一起纲蕴而成晚明文坛一“奇”景。这一现象渐成论者共识,诚如磊砢居士所云:

  徐山阴,旷代奇人也。行奇,遇奇,诗奇,文奇,画奇,而词曲为尤奇。然而石公(袁宏道)之传道宕而奇,澄公之序与评俊逸而奇,后先标映,汇为奇书。吾不辨其是徐、是袁、是顾,而只觉其为奇而已。愿与天下后世好奇之士读是书而共赏其奇也。噫嘻快哉!④

  就其性情而言,徐渭确有疏狂不俗的一面,诚如沈德符所记:“(徐渭)性跅弛不受羁馽,馆于同邑张阳和太史(元汴)家,一语稍不合即大诟詈,策骑归。”⑤陶望龄亦载其入于胡幕时的情形:“一旦客于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人争愚而危之,而己深以为安。”⑥总之,对于徐渭之“狂”与“奇”的记载,自袁宏道之后,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但事实上,徐渭之疏狂与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情况有所不同,李贽、袁宏道之狂是不趋时俗、卓然自立的独特性情与风格:李贽被目为异端的狂傲有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勇毅,袁宏道的疏狂则表现为以矫激的心态标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以及视宦场如地狱的超然人生态度。但是,徐渭之狂则有所不同,徐渭性情疏狂之中恰恰交织着谨慎的因子,如,陶望龄说:“渭为人猜而妬。”还说:“及宗宪被逮,渭虑祸及,遂发狂。”⑦陶望龄的记载在徐渭的《自为墓志铭》中也得到了印证,他对于入胡宗宪幕,“深以为危”,乃至“忽自觅死”,⑧可见,徐渭的狂与虑祸相关,是祈求全身的“佯狂”,进而发展成生理病态的真狂。显然,只有正视徐渭性情“狂”与“奇”之外的另一面,才能全面了解徐渭的思想和文艺成就。而“狂”、“奇”与“慎”、“惧”的统一正体现了徐渭性情与思想中“中道”的一面。

  就文学方面而言,徐渭向被视为开晚明文学新思潮之先河的人物。对徐渭在文坛的作用,当时的文士已将其列为与汤显祖同侪,如,虞淳熙有云:“王(世贞)短鬓而丰下,体貌无奇异,而囊括无遗士。所不能包者两人:颀伟之徐文长,小锐之汤若士也。”⑨钱谦益说,当“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之时,“文长(徐渭)、义仍(汤显祖)崭然有异”。⑩而徐渭的文学活动又在汤显祖之前,因此,后继者袁宏道慨叹其作品“尽翻窠臼,自出手眼”(11),引以为知己。徐渭由“名不出于乡党”(12),而被视为“今之李杜”(13),袁宏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诚如陶望龄所记:“文长没数载,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来会稽,于望龄斋中见所刻初集,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闻者骇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谭乎!”(14)在同时代的虞淳熙看来,袁宏道乃“接文长之末光”(15)的人物。袁宏道推介徐渭最有影响的当数《徐文长传》,清人将其编入《古文观止》,流布更为广泛。但是,该传甫成之后,袁宏道在给陶望龄的尺牍中又说:“《徐文长传》虽不甚核,然大足为文长吐气。”(16)可见,袁宏道自己也承认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而“不甚核”,并非公允持中之论。而经袁宏道再行改定之后的《徐文长传》则在充分肯定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的同时,还客观地指出“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17)显然,袁宏道也看到了为徐渭博取巨大声名,且因此而为胡梅林所垂爱的“文”是严守格法之文,而并非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信腕信口”之作。“为文长吐气”当然是对徐渭的溢美之词,而所溢的自然也是徐渭迥绝时流之处,亦即他所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18)。可见,徐渭在文学方面也错综于抒写真我与法严气沉的纠葛之中。不难看出,无论从徐渭的性情还是文艺实践,都不能以疏狂奇谲涵盖其全部。徐渭尚有孜求中道的另一面相,这是我们全面了解徐渭亟需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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