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年作家的历史眼光

　　编者按：

　　沉寂五年之后，今年春夏之交，鲁迅文学奖得主李骏虎以一部《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再次回归读者的视野。

　　作为《中国战场》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李骏虎在《共赴国难》中用史诗笔法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的这段历史。该书形象生动地塑造了一百多个真实历史人物，呈现了大人物和小人物在大历史的风云际会中的复杂命运和抉择。小说在叙事方面突出历史的日常细节，呈现出高妙的叙述功力。2014年12月，《共赴国难》在《芳草》文学杂志第六期上一经发表，旋即获得第四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最佳叙事奖。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4月底，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共赴国难》的平装本，一直稳居当当网新书热卖榜军事小说类销量冠军，5月进入新书热卖榜小说类前十名。5月初，北岳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该书的精装典藏版。5月中旬，《共赴国难》在太原举行了首发仪式。

　　人物 访谈

　　把抗日战争生活进行艺术的提炼，把凝重的历史告诉未来，生活在和平年代的青年作家李骏虎在他的新书《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中呈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日救亡史”，在他为读者理清讲述的历史事件中，我们感悟到的不仅仅是历史风云，还有作者对于战争独特的文化思索。

　　记者：您之前的作品比如《奋斗中的爱情》、《婚姻之痒》等反映的都是当代题材，这回在新作中选择抗战题材，有什么特别的思考吗？

　　李骏虎：2011年的春天，在太原南华门东四条的百年老宅“阎氏旧居”浸淫了两年之后，我忽然产生了创作抗战历史题材小说的冲动，这冲动隐秘而汹涌，以至于在中国作协征集当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名单时，我匆匆抓了一个阎锡山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晋西事变”来申报，并顺利通过了专家论证，收到了中国作协创联部入选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名单的通知，参加了座谈会，也领到了考察采访、收集资料的资助费用。来年的八月，中国作协创联部的孟英杰突然打来电话，说经过研究把我定点深入生活后将要创作的作品，申报给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叫我赶紧填表，起个标题，起草大纲。然后秋天未过就通过了论证评估，收到入选重点作品扶持项目通知和立项合同，又被资助了一次。后来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老师还特意打来电话鼓励我把这段表现山西抗战的历史写好，他说这里边“有料”，写好了就是一部响当当的好作品，使当时深陷史料乱麻中的我深受鼓舞。

　　刚开始，我只是想寻找并廓清一段历史，来锻炼自己作为作家的历史眼光。这段历史要和山西有关，是出于一个山西作家的自觉选择，也是出于接地气的考虑。但是到底选择哪一段历史，却经历了一年多时间抉择，就像一根摇摆的指针还没有稳定和准确的刻度，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抗战题材。这种摇摆，是作家在寻找历史，也是历史在寻找作家，我相信我们最终的碰撞和对接。

　　就在长期的寻找、积累和阅读史料期间，我渐渐发现，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这段历史，各种史料都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描写东征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也没能准确把握它的价值定位和历史意义，而这段看似颇有争议的历史，其实有着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拯救和更伟大的国际意义，它绝不仅仅是共产党为了红军的发展壮大而进行的几个月的简单战役，而是中共为了落实共产国际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更为了抗日救亡进行的一次促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奋斗。红军东征，使中国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转向了民族革命战争，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之后举国精神沦丧、军阀林立、一盘散沙的亡国危局下，奔走呼号，促成各党各派、不同武装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唤起社会各阶层和全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东征结束后，首先在华北形成了红军、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的北方抗日阵线，国共公开合作抗日随即在山西完成，也正是东征期间，共产党、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逼蒋抗日”的共识，通过其后的“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宣布合作抗日，完成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