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察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否按照美的规律营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或直接访问作家并与之倾心交谈，或查阅背景材料以了解其创作语境、心境与潜在动机；然而最重要的渠道莫过于走进其文本世界，以自己的艺术灵感去触摸去发现作品里所蕴含的真善美及其以何种美的形式表现的，随后作出接受主体的或肯定或否定的审美判断。我是通过阅读郭澄清的短篇小说这条途径，走进了作家的心灵，进入他创造的艺术世界，并与小说中一个个鲜活人物进行近距离的对话；以我对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去对照小说所反映出的农村生活经验，既产生了一定的审美对位效应又生发出一些陌生感。当我从小说艺术世界化出后，对郭澄清其人其文则形成这样一个总体认识：作家富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和崇高的真善美理想以及深沉的乡土情结，并能按照美的规律将其人文情怀、理想和情结物化为小说审美文本；正是通过小说审美形式营构了作家想象的以农村为舞台的艺术王国，描绘出以农民为主体的具有真善美特点的人物谱系，所体现出的“艺术的精神就是力求用词句、色彩、声音把您心中所有的美好东西，把人身上所有的最珍贵的东西——高尚的、自豪的、优美的东西”（高尔基《文学书简》）都刻画出来。这应是郭澄清短篇小说取得的不朽美学价值所在。

　　一

　　郭澄清并非“风派”作家，东风来了跟着东风走，西风来了随着西风跑，而是有着坚定政治方向、独立思想意识、独特审美取向，故而面对极左思潮的猛烈冲击，依然遵循美的规律创造小说，没有使自己的文学变成所谓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武器，成为播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这是难能可贵的。从历史背景察之，郭澄清的短篇小说几乎都创作于1962年到1965年之间，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是围绕1962年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命题形成的，既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又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在1965年出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见作为“文革”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运作方式基本形成。但是创作并发表于这种极左政治思潮为主导的文化语境下的郭澄清短篇小说，却呈现出另一番现实的又是审美的境界，似乎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成了异质相对的农村叙事话语。在郭澄清营造的小说世界里，既嗅不到农村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激烈搏斗的所谓“阶级斗争”气息，又见不到“地富反坏右”各号敌人疯狂捣乱的气焰，也觉不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蠢蠢欲动，更察不出所谓的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小说再现的鲁北平原的广大农村，虽然不是“莺歌燕舞”、“万象更新”的繁荣局面，但至少被所谓“三面红旗”毁坏的生产力有所恢复、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有所改善、社员精神面貌有所改观，初显“安居乐业”的新气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诚善而友好。如果承认郭澄清对农村形势的认识与把握是正确的，他对农民人生的感受和体察是深切的，他的小说反映了农村的本质真实；那么就应该肯定郭澄清小说的农村叙事在客观上反拨了主流阶级话语对当时农村形势和阶级关系的错误估量和主观判断。这并非说郭澄清当时已具有明辨秋毫的政治敏锐和颇具远见的政治卓识，不过可以看出作家富有忠于现实、忠于生活、忠于艺术的良知，不仅敢于坚持对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人际关系的独特感知和乐观思考，并且勇于拒斥错误潮流的干扰而遵循“美的规律”去表现对家乡的深情感受和人文关怀，这也许就是作家不同寻常的政治智慧和高明的创作策略。

　　进入作家审美视野的鲁北农村经过调整后的“大跃进”刮起的“共产风”似乎已止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已变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自留地的存在表明已照顾到农民个人利益；体制的调整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带来了农村人际关系的变化，除了个别作品，如《三访某大娘》（1965.8），尚可嗅到阶级斗争气息和见到刀光剑影以外，大部分小说的农村叙事则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共处、友好相待的新型关系。而这种新型关系中则充满了乡情、亲情乃至爱情的人情味，透露出作家以人文情怀对农村人际关系的深切感受和以人道原则对人际关怀的新理解。小说《马家店》(1963.2)、《公社书记》(1963. 11)等就是这种人际关系的缩影。《马家店》写一个“乡村小店”，南来北往的旅客汇聚于此，这是窥视农村变化的绝佳窗口，既可以见到农民精神面貌向善向美的特征；又可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功利的而更重要的是助人为乐、为他人排忧解难，人人各司其职各得其安，莫算小账谋小利，一言以蔽之，“马家店”虽小，却寄寓着一种源于乡土儒家文化传统的“仁者，爱人”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公社书记》所展示的不是“救世主”与教民的关系，而是“公仆”与社员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透射出一种质朴浓厚的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并与人民心贴心、心连心的人文关爱；《黑掌柜》(1962.8)描绘的人生图画所显示的是一种互尊互信、爱人爱己的人际关系；《茶坊嫂》(1962. 11)以茶坊为活动中心，在农民的言谈行为中，揭示出友爱和谐的农村人际关系；《借兵》( 1961. 12)通过修水渠到邻村“借兵”所引起“误会”的叙说，表现出村帮村、队帮队的相互支持共谋发展的友好关系；《老邮差》(1963.6)通过老邮差与群众百姓广泛接触和深入联系的描写，从中可以感受到鲁北农村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真挚淳朴的感情。总之，郭澄清以简洁精巧的彩笔所描绘的鲁北农村，是一个洋溢着诚与爱的人文精神的和谐的艺术王国。

　　这个艺术王国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说它是现实的，是因为作家的确以写实的笔触忠诚地描绘出他对家乡农村现实的真实感受和独特认知，也许这就是他深入农村现场所获得的实感真知。正如他所说的：“当时，我正在农村工作，这数不尽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时刻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使我精神振奋，心血沸腾，午不能休，夜不能眠，于是我便抓紧工作之余，提笔展纸，学写文章。"读其小说足可印证作家这种创作心态的表述是极其真诚的，而这种真诚的感受反过来又印证了小说艺术王国的构成是有客观真实作为根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说，郭澄清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严正的现实风格。说它是想象的，是因为作家在体验现实感受现实时揉进了自己的价值理想和审美追求，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对现实人生进行了审美选择，将那些吻合创作主体审美理想的生活形象或现实真相纳入艺术构思，这就使作家描绘的农村家园富有鲜明的理想色彩。况且，“‘五四’以来写实文学的真精神就在它有一定的政治思想为基础，有一定的政治目标为指针”。因为“写实之中，包含有理想（不是空想、幻想、妄想）的成分”，这就是现代文学的写实主义文本不同于“五四”以前写实作品的“根源”所在。（茅盾：《浪漫的与写实的》）诚然，在人生现实里既有真善美也藏有假恶丑，郭澄清所面对的合作化后的农村现实概莫能外；作家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进行选择，这是创作的起码自由。郭澄清着重选择了前者而舍弃了后者，这是无可非议的；即使郭氏有的小说把两者合起来写也是“把优美的东西和庸俗的东西并列在一起，把高深的东西和卑下的东西并列在一起，把柔和的东西和粗野的东西并列在一起”，并通过两厢对照以前者“嘲笑”或“消灭”后者（高尔基：《文学书简》）。这就是郭澄清短篇小说所富有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