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青年时代的写作是靠荷尔蒙，中年时代的写作靠才华，五十岁之后的写作，比如我现在，应该摆脱个人化的痕迹，多一些常识，多一些质朴。

　　在中国作家里，张弛是个特别的存在。他大学时学外语，当过导游，开过古玩店，也做过编辑、记者，拍过广告，写过剧本，还演过电影，现在自己也涉猎纪录片和网络电影的拍摄。十几年前，随着嬉笑怒骂、纪实与虚构共冶一炉的两部长篇小说《北京病人》《我们都去海拉尔》的出版，他成为个人风格强烈的畅销书作家，曾同时开几个报刊专栏，有众多忠实读者，保持着连贯的出书节奏。而后，互联网在中国日益普及，人们的表达途径和交流方式都因网络的存在而更加多元，虽不能说这些变化影响到张弛的写作状态和影响力，但也不是全无关联。

　　三个月前，张弛推出以琉璃这种中国古代器物为线索、以春秋时期历史为背景的跨文体长篇新作《琉璃·琉器》。这本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琉璃”侧重讲述从范蠡、西施等历史人物切入的春秋时期吴越之争，在历史叙述中不时闪现作者的评说和当下情境；后半部分“琉器”则以作者和几位朋友循着环太湖若干城市的春秋故地行走、探访遗迹、参观博物馆、接触当地人的见闻感悟为主，间有对于某段历史事件或某件文物的延伸阐释。用张弛自己的话说，就是正史未曾写到的那些历史线索，是作家可以据此虚构创作的空间。

　　《琉璃·琉器》问世后，无当年《北京病人》出版时的热闹。张弛对此倒是释然，时过境迁，他对写作乃至随之而来的结果也有新的理解。面对本报记者，张弛偶尔闪现他招牌式的坏笑，和令人停顿一下忍俊不禁的幽默。他的生活和创作充实而丰富，和几位聚饮多年的文学同道常常碰面，除了写作还热衷于影像、前卫艺术领域的创作。他告诉本报记者，由他编剧，施润玖导演的电影新作《空谈》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他手头在编辑的关于一百个中国古代面具收藏的“无字”书，也令其谈兴勃勃。

　　中华读书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古董收藏、古代器物研究感兴趣的？ 

　　张弛：1985年我做导游，免不了去一些博物馆和古代名胜，还会带着游客去购物。当时，专门接待外宾购物的北京友谊商店一楼是文物商店，有些文物出售。到了1990年，我在琉璃厂的一个文物商店里租了两个柜台，卖古玩字画。那时真是有很多好东西，傅抱石的人物册页呀，成色上乘的翡翠镯子呀，波斯地毯啊，这些都经过我的手。但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说明一个人为什么要搞收藏。爱好收藏这么多年，我反思，还是有负面的地方，比如我看到一件古玩，会志在必得，买了也不过放在家里，偶尔拿出来看一看。个别收藏，像琉璃这样最终能形成一本书，但大多数的收藏是形成不了的。之前我确实没见到多少关于琉璃的书，特别是没有《琉璃·琉器》这样将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写法。

　　中华读书报：读了《琉璃·琉器》中那么多关于琉璃和春秋历史的内容，感觉琉璃应该是你的收藏中比较集中的一类。 

　　张弛：为了写这本书，这几年我确实突击收藏了不少琉璃。其实最初我并不喜欢琉璃，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我不认为琉璃是本土的东西。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开的皮影店里看到几个琉璃珠子，外头沾着金粉，里面是琥珀色，非常漂亮，放在手里感觉比石头还沉，有金属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