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作家周思熟悉中国，喜欢中国。在他已经出版的7部长篇小说中，4部和中国文化、历史、现实生活有关。这4部书分别是：《长安大街》《黑玫瑰》《红线》和《本来面目》。周思之所以把自己的兴趣、热情、目光和笔触投向中国，是因为他与中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周思的曾祖父，用周思的话说，“也姓周”，名叫周守恩(George Herbert Jose 1868—1956)，1891年与妻子一起从悉尼来到中国传教。他们在浙江的绍兴、宁波、台州等地工作、生活了近10年，足迹遍布江浙一带。这位老先生不但是传教士，还是摄影艺术家，会说汉语，认识汉字。周思的长篇小说《长安大街》中有相当篇幅就是根据那位老人的日记和书信创作的。周思的祖父1893年出生在中国，在江南水乡度过了童年。所有这一切都对周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早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英国文学、写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发表短篇小说的时候，周思就开始学习中文。1983年，周思来到中国，开始了“求学旅行”。从1986年到1987年，周思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大工作了18个月，1987年到1990年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周思熟读中国历史，喜欢鲁迅、老舍、林语堂、沈从文、郁达夫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对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古典文学均有涉猎。

　　周思不但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还是一位很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他任文化参赞期间，和丁玲、吴祖光、王蒙、杨宪益、戴乃迭、冯宗璞、谌容，以及上海的叶辛、丘小龙等都有交往。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为不少中国作家牵线搭桥访问澳洲；还安排吴祖光和他编剧的《三打陶家庄》到悉尼等地访问演出。周思真情热诚、充满活力，认识他的中国学者无不交口称赞。周思自己说：“1987年，我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之后，有更多的机会鼓励和支持中澳文化交流，特别是翻译出版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我积极游说澳大利亚理事会、澳中理事会这样的机构和组织，督促他们给中国学者更多的资助。我促使中国各地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和澳大利亚多家机构合作，启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翻译出版计划，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取得了许多里程碑式的成就。许多文学作品被翻译出版，许多译者和出版社做出贡献。”事实上，我翻译的多部文学作品不但是他推荐的，而且是他积极帮助向澳大利亚有关部门申请资助才得以出版的。周思在中澳两国文化交流，特别是在文学翻译领域，总有真知灼见。“我们一直致力于翻译出版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我经常建议大家选择合适的作品翻译，我还劝告参与其事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的情况和以往相比，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只是文学，历史、艺术、经济、政治、文化等等都已占领一席之地。特别是原住民作家的作品和反映原住民生活的作品已经成为文化交流重要的组成部分。”

　　即使远在澳大利亚或者美国、欧洲，也总是心系中国——这块他曾经工作生活多年的热土，心系与他朝夕相处过的中国同事和朋友。周思曾谈到过，文学翻译对于我们跨越语言、文化、历史的障碍，分享不同的经验，更深刻地理解各自的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交流必须是双向的、互惠的。所以他也是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积极倡导者。无论古典的、现代的、当代的文学概莫能外。因为，周思深知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及其对世界文学潜在的、巨大的影响力。他在为我翻译的《红线》所写的序言中说：“这本书使我偿还了对我一生都具有特别意义的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欠债’。这部作品就是200多年前中国作家沈复写的《浮生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