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恩·布斯说，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是“向我们讲话，想让我们去阅读，尽一切可能使他的作品能被人读的一个人物”。换句话说，尽可能让自己的作品被人理解和接受，应该是小说家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而要达此目的，小说家就必须替读者着想，就必须使自己的小说具有明晰的修辞效果。这种明晰性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形象在视觉感受上的直接性和生动性，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人物形象和情节事象的性质及内涵的明确性和可把握性。这就要求小说家要在描写和讲述之间维持一种稳定而平衡的关系。一个对读者的阅读反应更为关注的作家，通常会利用讲述性的修辞手段，有时甚至不避忌用议论的方式，向读者“说明”他认为重要的信息。作者这样做，是为了让读者不要把时间和精力过多地浪费在对不知所云的描写和暗示的猜测和琢磨上。同时，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出于帮助读者的目的介入性讲述，并不必然地减损作品的美学效果。事实上，作者的介入如果适时适度，不仅会给读者一种亲切感，而且还会增强小说的修辞效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乐于在小说中进行近距离讲述和议论的大师的作品中，找到支持性的例子和有价值的经验。

　　然而，乔伊斯在这部小说中，却更乐意选择展示性的描写。他的描写在修辞上是失败的，因为这些描写常常使读者处于一种心理学上讲的“意盲”状态，即读者看到了作者描写的东西，但却不能理解其中包含的“意义”。我们甚至不难从《尤利西斯》中看到完全戏剧化的几乎只剩下对话的纯粹的描写，但这些描写是凌乱的、平行并列的，并不具有真正的戏剧的充满冲突感和内在张力的情节性，因此，从本质上讲，又是非戏剧性的，是读者难于进入的一个世界。利昂·塞米利安说：“如果用戏剧性写作手法而失去的东西大于它所获得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要对它在小说创作中的价值进行反思。”

　　在我看来，乔伊斯的傲慢的写作态度使他的描写成了一种过度的描写。这种描写芜杂、累赘、缺乏亲切感和意义感。事实上，读者总是希望从作者的描写中读到一种“意义”。这就是说，真正的描写必须满足读者对于“意义”的渴望，而不是那种除了描写本身之外别无他物的纯粹客观的描写。

　　（摘自《超越消极写作》，李建军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