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写了6年，就它40余万字的篇幅而言，这时间不能算短，可见，我写得很慢。写作之慢到了一定程度，当然让人恐惧，你会觉得你在从事一项永远也干不完的工作，那种孤筏重洋、茫无际涯之感会让你生出彻骨的孤独和恐惧。谁也帮不了你。所以，小说写完，朋友问我关于此小说最得意之处是什么，我总是说：写了6年。6年的冷板凳我坐住了。在这个凡事效率为上的时代，朋友们禁不住要赞叹我的慢性子和执著的血型与星座，我只好继续解释：想快也快不了，这小说有点复杂。

　　《耶路撒冷》里的故事也不是像一阵风那样跑得飞快。人物多半都是走走停停、愁肠百转，过去、现在和未来，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能让他们沉溺其中。《箴言录》里有一段话：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为了让他们看见进而看清楚——其实是让我自己看见和看清楚——我不得不对他们做加法。的确，我几乎是不厌其烦地深入到他们的皮肤、眼睛和内心，我想把他们的困惑、疑问、疼痛和发现说清楚，起码是努力说清楚。就三五天的事，我讲了500多页，同样在这个讲究效率的时代，这显然不是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节奏。但我不得不动用如此纠结、缓慢的节奏讲述这个故事，因为这一代人的事情的确比较复杂。

　　——慢是因为复杂。能有多复杂，就得有多缓慢。

　　我试图尽可能地呈现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同龄人的经验。以代际划分人群和文学多年来饱受诟病，但多年来似乎也并未有更高明的方式更好地界定中国现当代历史中显在的阶段性差异。1949年以降，大事频仍，多可以10年计。事实上，这些一个10年又一个10年的确每每都有翻天覆地、翻云覆雨之变化，且每一个10年似乎都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沉重的一笔。历史不会规矩地匀速、均质前进，我们所见之历史的轨迹显然取决于那些有效的拐点：有些拐点相距十万八千里，有些拐点触目惊心地挤作一团。所以，谈历史可以几百年云淡风轻、弹指而过，“一夜无话”；也可以巨细靡遗、分秒如年，耐着性子把那几天、那几年的角角落落都说到，实在太重要。我不敢妄言上世纪70年代的一代人如何独特和重要，但你也许必须承认，他们的出生、成长乃至长成的这40年，的确是当代中国和世界风云际会与动荡变幻的40年。人创造历史，历史同样也造人；如果这一代人真的看了，真的看见了，真的仔细观察了，那么，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一代人一定是有看头的，他们的精神深处照应了他们身处的时代之复杂性：时代和历史的复杂性与他们自身的复杂性成正比。如果你想把这个时代看清楚，你就得把他们看清楚；如果你承认这个时代足够复杂，那你也得充分正视他们的复杂。

　　而看清楚是多么艰难和缓慢：有多复杂，就有多艰难；有多艰难，就有多缓慢。

　　这还只是认识论上的复杂、艰难和缓慢，我要用文字呈现出来，还面临着小说艺术上的难度。这个难度同样导致了缓慢。

　　实话实说，我并非在6年里每天都写，甚至在前两三年里除了做越来越详细的笔记，正文一个字都没写。写不出来。我几乎看见了小说里的每一个细节，但我就是无法将它们行诸文字。那感觉特别像有一肚子话要说，张开嘴，发现失了声。我找不到自己的声音。这声音是小说的腔调，也是小说的结构，我没办法把一部分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东西和谐有效地纳入到要讲的故事中。因为后者，我已经在构思中推翻了三四次小说的结构。它们的确貌似与小说主体故事无关，但是它们对于这一代人、这一代人的故事却有着撕扯不清的关系。它们确证了他们的复杂性，也增益了他们的复杂性。假如不能同时把它们呈现出来，这小说于我就不能成立；我不能有悖自己对当下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理解。

　　2010年10月，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到了后半夜还在床上翻烙饼，突然头脑里一亮，仿佛焰花盛开，我找到了小说的结构：分奇数章和偶数章。奇数章是小说的主体故事，偶数章是初平阳写的专栏，总题目为《我们这一代》，以期全方位、多层次地勘察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这代人；所有无法有机地揉进故事里的重要问题，得麻烦主人公初平阳用专栏一个一个地写出来。绕了很久的鬼打墙终于突围出去，我赶紧从床上跳下来找纸和笔。这些专栏要和小说的主体故事若即若离：太近了它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适当的间离感要在；太远了跟故事八竿子打不着，要它何用？必须拿捏好那个度。哪个问题重要，哪个问题更重要，哪个问题用哪种方式呈现出来更合适，那个美国的后半夜，我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堆画满图形和文字的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