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凡利在他的一个小说里写到一株古槐,其树冠占了两亩多地，可想见其根系也会是相当庞大的。作家确实也像一株树，要靠吸取生活土壤里的养分生长，与外界做信息交换，他作品中有些内容出自想象，更多内容却直接来自与生活交换的结果。所以，我们能够从一个作家的小说里，看到他与生活的关系如何，他伸展的根系是否发达，也就涉及到他将来在创作上形成的规模。

　　闵凡利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在生活里扎下的根是比较深的，相对于有些主要靠想象写作的作家而言，他作品里无法出自想象的成分有很多，这正是我们喜欢读他作品的重要理由。

　　许多情况下，“无法出自想象”的成分，才成为小说中真正难得的部分。譬如乡土创作中那些直接采撷于民间的语言，本不产生于作家的想象，而来源于民间的文化创造与积累，却远胜于作家个人的创造。在闵凡利小说中，这样的语言是绝不缺乏的，如他写一个人善吹牛，是“唾沫能点灯”，写人情重要还是钱财重要，是“人长还是钱长”，写一棵槐树的生命力，是“槐树泼，撑活”,等等。这些活泼的语言文学性很强，但作者不是哪一个人，只能说来自民众的创造，来自长期的民间积累。作家的根扎向民间，扎得深广，就有了这些语言的掌握与运用。当然作家也在创造语言，但他只是一个人在创造，和与许多人一起创造是不一样的。这正是乡土小说读起来往往更有滋味、更容易获奖的原因之一。很多乡土小说家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中国乡土语言、特别是北方乡土语言的魅力，它们往往是特别丰盈生动的。即使是都市小说作家，流行小说作家，他作品语言中有多少来自时代话语的营养，也不是无关紧要的。

　　闵凡利小说中，不少内容来自生活逻辑的创造，令人兴趣盎然，它们同样属于“无法出自想象”的成分。譬如他的短篇《油钩子 油撇子》里，油钩子是公社时期社员家里的一种炊事用具，是将金属条一头砸扁弯成直角制成,用于做菜时从油瓶或油罐子里往出舀油。生产队里一人一年只供应一两油，在“我”家里，由奶奶掌握“油权”，每餐饭菜做好了，才由奶奶勾上三钩子油点在锅里，水面上漂着的三朵油花格外诱人。而油撇子是把小酒盅口大小的一块圆形铁片砸凹，以锡焊接上铁条制成，用于从油罐里往外提油，一般供干部家使用。显然，这两样东西的存在不出于作者的构想，而出于困难时期干部群众的创造。仔细想，这种创造，自然是由现实生活需要发展而来，有其合理的逻辑性。这篇小说很精彩，通过油钩子和油撇子写出了那个年代农民的凄苦。这两样东西是这篇小说的“眼”，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它们直接来自生活和作者对生活的发现，之后才有作者发挥想象构成故事。

　　生活的逻辑是形成小说的重要来源，可遇而不可求。世界名著中许多经典的细节和情节，表面看使读者诧异，感到陌生和难以理解，再去想却尽合情理，就在于它们是在几种生活逻辑的交织发展中产生，使读者体验到特殊的艺术愉悦。闵凡利的中篇《债主》，就出色地表现了这种生活逻辑。小说中，乡里利用职权向赵青海赵大庆父子的民营企业借了几十万块钱，说好第二年还，却拖了6年不肯还清。赵青海被迫将乡政府告上法庭并赢了官司。按常理，事情就此得到解决，但以下事态却是相反的——赵青海再去找乡里索债，乡里却可以根本不理他了，因为现在乡政府只欠法院而不欠他了，弄得他索债无门。赵大庆找乡里无数次，乡长不是躲避，而是振振有词：“有钱，乡里不还，是为了天天想让你来乡里闹？我们党委一班子人犯贱？”——这些话认真琢磨也在理。以后经人点拨，赵大庆才知，原来是他不懂，把规则搞反了，他不应该只想着收钱，倒应该先想到送钱——钱是公家所欠，但想从公家那里要回钱来，有必要先向私人行贿。实际上，乡里很穷，乡干部却很富。最后，走投无路的赵大庆急了，伙同他人将乡领导绑在家里，搜出大量现金，取走了属于自己的一份，结果，又因此触犯刑法，锒铛入狱。这个作品自始至终在正论和悖论、正常和反常、规则和潜规则中发展，一切看上去是那么荒诞，又处处可寻找到有效的根据，一切都产生于生活自身的逻辑。这种小说，读起来自然有趣，引人入胜。闵凡利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很依赖他对生活现实的熟悉程度和深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