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先生的“先秦诸子还原四书” （《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于2011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海内外数十家报刊纷纷发表书讯、书评、访谈及研讨会消息，好评如潮。其中有两份重要的文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许嘉璐的贺函，以及《文学遗产》前主编陶文鹏的贺诗。一诗一函，散发着浓浓的人文趣味。

　　陶文鹏《祝贺杨义先生先秦诸子还原四书出版》一诗说：“还原生命志恢宏，新著煌煌见苦功。千古谜团欣探赜，百年学术敢开宗。飞驰想象传神活，碰撞心灵对话通。灯下沉思蝴蝶梦，又随鹏鸟舞长空。”首句触及诸子还原研究的价值及其治学精髓。“诸子还原四书创造新世纪的气象、现代大国学术风范，带有深刻的学理性，建立在生命诗学基础上”，陶先生曾如此评价。

　　在“诸子还原”系列著作中，杨义先生准确地把握住了生命的介入这个激活诸子研究的关键，全息性地还原先秦诸子，还原了中国文学、文化版图的丰富性，发展了一种代表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气度的学术观念，以期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深层次对话。杨义先生主张将诸子著作当做一种生命的痕迹，他不是将诸子视为从初始阶段就趋于固定的成熟思想家，而代之以动态的过程观，看到了诸子的生命流动和思想演变轨迹。

　　为此，杨义先生提出了一种“全息”的研究、考证和阐释方法，希望能从立体的角度反观诸子：“所谓全息，起码应该包括诸子书的完整真实的文本与诸子全程而曲折的生命，以及上古文献、口头传统、原始民俗、考古材料所构成的全时代信息。这一系列信息源之间相互参证、相互对质、相互阐发、相互深化，用以追踪诸子的生存形态、文化心态、问道欲望、述学方式，由此破解诸子篇章的真伪由来、诸子思想的文化基因构成、诸子人生波折在写作上的投影、诸子著作错杂编录的历史过程及具体篇什的编年学定位。” 在进行这种全息性生命还原时，杨义先生特别关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缝隙、矛盾之处，对之进行全方位的分析、论证，由此发现了许多曾被忽视的精神文化脉络。他还善于利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地域文化资源，对诸子风貌各异的思想和文化特点进行还原。

　　许嘉璐为祝贺“澳门大学杨义讲座教授先秦诸子还原四书发布会暨文化经典研究座谈会”在京举行所写的贺函，高度评价了杨义先生文化还原研究的贡献：“杨义教授是卓有影响的文学研究大家，成就斐然。若干年来，他专攻传统文化课题，试图在中华文化的源头上寻找令子孙万代受益的健脉，这四本诸子还原的著作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不仅是一种卓越的学术贡献，更是值得珍视的文化贡献。”许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专家和文化学者，这些话乃学者间的知音之言。作为大文学观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杨义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学地图重绘和文化还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学术研究呈现出整体视野和融汇古今中外的开放格局，将人文地理学、文学图志学、文学发生学等丰富维度引入中国文学研究，强调对中华文明的总体认知和宏观把握，在此基础上加强具体文学、文化现象的辨析，以还原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特质。他的著述视野恢宏，独具发现，研究扎实而思考深入，呈现出强烈的个性特点和生命情怀，在中国现代文学、古典文学、文艺与文化理论等多个领域内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比如，《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贯通古今的学术方法；《中国叙事学》以中国文学经验和智慧为根本，参照西方叙事学理论，开展富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叙事学建构；《楚辞诗学》以文化诗学和生命诗学的维度对《楚辞》进行创造性的阐释，等等，都是他古今贯通的方法论和大文学观、文化还原的学术抱负的具体体现，彰显了他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把握、对中国文化起源和过程的重新领悟，诠释了他在研究中国文学、文化现象时的生命体验、个性风格和独到智慧。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他保有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

　　杨义先生的学术研究，体现出他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创造权的尊重。他以满腔的挚情和豁达的胸襟研究中国文学、文化现象，不在西方话语的冲击下畏惧退缩，也不屈服于僵硬的学术研究体制，而是始终保持着高洁而持重的心灵，焚膏继晷地潜心于浩瀚的文学、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境界的开拓。这是杨义先生的胸襟与智慧的体现，也是他的学术研究始终洋溢着勃勃生机的原因所在。这也是我们从许之函、陶之诗中，获得的一点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