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学术和教育机构要发挥智力作用，为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提供方案，解决我们地区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 记者 冯黛梅\摄

　　赛恩·休斯顿（Shane Houston），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中部的刚古鲁人（Gangulu音译），从事土著民事务长达35年之久。曾任一家土著医疗设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健康组织协调官，任政府公共事务高级官员长达17年。赛恩于2003年获得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博士学位。2009年荣获首席部长公共服务奖（Chief Minister’s Public Service Medal），表彰他在健康和文化保护领域的杰出贡献。

　　创立于1850年的悉尼大学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大学。2013年10月底，悉尼大学在京主办“澳中携手，共筑中国梦”研讨会，聚焦中澳两国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经济贸易以及学术研究等不同领域的合作和交流。活动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悉尼大学副校长赛恩·休斯顿（Shane Houston）教授，他是澳大利亚第一位担任如此高职位的土著裔。采访过程中，赛恩畅谈了他的个人经历、教育理念、中澳合作以及他对少数族裔文化传承和保护的热情。

　　1 多元文化绽放独特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来悉尼大学工作之前，有过政府部门和社区等不同领域的工作履历。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历？

　　赛恩·休斯顿：我在大学一开始学习法律，虽然它很有挑战性，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所以想尝试不同的东西，于是离开大学后，我辗转于不同的土著族裔村落，从事社区健康工作，后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近20年。

　　我硕士和博士攻读的专业是健康经济学。我的博士研究主要围绕“如何公平合理地进行资源分配”进行，试图寻找有效实现社会公平的资源分配手段。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我们的价值观和偏好常常被忽视，所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并寻求反映这些需求的新途径尤为重要。我读完博士学位已年过40岁，之后的几年在科廷大学和圣母大学担任不同教职，后来又回到政府机构从事管理、咨询的工作。2011年，我接受悉尼大学的职位，担任该校副校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每天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学生，有什么感受？

　　赛恩·休斯顿：我现在的工作内容有两项：一是思考如何为澳大利亚土著民作出更多的贡献；二是如何为高等教育研究作出更多贡献，使这项事业能更好地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我一方面要提高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土著民的数量，另一方面要真正了解土著居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文化差异，确保我们应用正确的教学方法。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前人们只是通过博物馆员的讲解了解土著居民及其文化，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些知识纳入大学课程，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土著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土著居民对文化传承的荣誉感，改变许多人对土著居民的看法。一直以来，土著民被认为没有受过教育，但你会发现，有很多土著民教师站在讲台上教授物理、医学和其他课程。我们的老师能否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下进行教学，也是一个挑战。我还要思考如何才能让我们的研究为社会重大、复杂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对托雷斯海峡岛民依然存在的危机和社会劣势进行更多研究。

　　我还致力于打造一所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大学。文化多元是澳大利亚独特的魅力。2006年至2011年间，有100万人从世界其他地方移居到这里，并带来了各自的文化传统。这些已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一部分。每个大学毕业生都应该适应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因此我们要在教育中尽可能多地融入多元因素，在教学、研究和行为举止中融入不同的文化背景，让学生充分体会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优势。比如，我们应该教学生如何在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提供社会服务；向他们展示不同的建筑，让其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建筑风格等。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悉尼大学有来自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他们每一位都应得到尊重，也都应为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

　　当我每天走在校园里，看到不同的学生社团，聆听来自不同文化的讲座时，都会很激动。无论是教授还是讲师，都可以从不同的文化中汲取知识，让学生更全面地思考该如何应对人类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从跨文化的角度塑造我们的教育模式，是澳大利亚大学应该重点打造的特色。

　　2 中澳共谱教育合作进行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悉尼大学的学生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贵校为国际学生提供了哪些项目？

　　赛恩·休斯顿：我们有12000个国际学生，其中5000人来自中国。教育的质量不仅在于从教室里学到的东西，还包括从大学社区中学到的社会经验，与人相处的能力等，这也是悉尼大学的办学理念之一。不久前，我们建立了一个国家能力中心，旨在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不管你获得什么学位，都要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切实发挥相应的能力。该中心在每个学科都设有自己的项目。

　　我们的教师非常国际化，其中有很多来自中国。在悉尼大学学习的人能看到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感受到他们是在风格独特的大洋洲学习，而不是欧洲或者其他地方。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我了解，悉尼大学是目前南半球最为活跃的一所大学，与中国大学的互动也极为频繁，已连续9年派出访华代表团，2011年还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

　　赛恩·休斯顿：是的，我们与中国的一些大学已经开展了良好的合作。目前，我们已经有两个中国合作伙伴，分别是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南民族大学，主要在法律、社会科学、教育、公共健康和艺术学（视觉艺术和创意艺术）领域开展合作。悉尼大学的老师和研究人员与这两所中国院校也进行了合作调研和交换教学。现在悉尼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已经与中南民族大学合作研究气候变化。

　　中澳两国学者一起讨论澳大利亚土著民、经济与文化发展等共同关注的话题，讨论我们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什么。我们也让悉尼大学商学院的中国学生到偏远的土著民社区进行调研，他们通过了解当地情况，撰写商业计划，最终为这些社区带去商机。

　　3为土著学生创造更多受教育和就业机会

■悉尼大学 资料图片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关注土著学生的教育，能否介绍一下他们的就业情况？通常他们会选择在哪些领域就业？

　　赛恩·休斯顿：1966年，第一位土著学生从悉尼大学毕业。由于土著学生人数很少，所以现在他们的就业率高于澳大利亚的其他学生。例如，在悉尼大学只有340名土著学生，其中有40%为本科生。整个澳大利亚也只有4000名土著学生。所以他们一旦毕业，就有很多地方争抢他们，很快就能找到工作。他们有的就职于健康经济学领域，有的做老师，也有的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很多土著学生，尤其是研究生，需要养家糊口，经济压力会迫使他们中止求学之路。因此我们将采取新的鼓励机制让土著学生继续攻读学位，例如只要他们一毕业，就为他们提供在大学工作的机会，让他们把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当作工作的一部分，这对我们改变大学职员数量也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准备在2014年提供50—60项奖学金，提供兼职攻读学位的机会，让那些需要养家糊口但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不用为上学期间没有收入而担心。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土著学生参与这样的项目，将来在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土著毕业生的身影。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土著学生主要在哪些领域表现突出？

　　赛恩·休斯顿：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样的。他们在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位，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大学毕业后回到社区，为学校和土著居民社区提供服务；管理大型企业、旅游胜地并为当地社区提供各种服务；当然你也会在议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4 政策保护土著文化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向致力于保护和推广澳大利亚土著文化。最让您感到自豪的是什么？

　　赛恩·休斯顿：澳大利亚土著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拥有7000年的历史。土著文化擅长以全面的视角考察事物。土著民希望用他们的知识去关注生态、考察季节变化，也非常希望和别人分享他们的文化、音乐和故事。可惜这样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大学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将土著文化带入日常生活，让土著民有机会谈论他们的文化和医药等。

　　我特别想说的是土著医学。土著医学试图打破西医的限制，找到医治疑难疾病的新方法。在我看来，土著民治疗疾病的方式及其所提供的健康服务是全国最好的。土著医生在问诊时会全面观察病人，除了了解症状之外，还会观察病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环境等，一般的医生问诊可能只用几分钟，但土著医生会花半个多小时来了解病人情况。他们认为不仅要看病症本身，还要了解全身，这一点和中医是一致的。现在有许多非土著人倾向于服用土著药物。第一个土著健康机构自成立以来，在当地社区的帮助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现在全国有大约5000名土著医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澳大利亚是否有特殊政策惠及土著民？

　　赛恩·休斯顿：说到土著民的相关政策，澳大利亚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怎么样，当时的政府认为土著民会消失。后来他们发现土著民并没有消失，人口数量反而在增加。1967年以前，土著民的事务主要由各省负责。1967年澳大利亚举行公民投票进行宪法修改，新宪法赋予了政府管辖土著民事务的权力。1972年以来，由澳大利亚政府直接负责并设立相关项目，在教育、住房、就业、文化遗产、交流、企业发展以及艺术等方面实施了专门政策，旨在缩小土著民与其他民众在各方面的差距。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当时澳大利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在大学教育方面，我们设有专门的项目帮助年轻且有才华的土著学生，健康研究项目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政策的宗旨是尊重文化多元性，确保土著民能自豪且自由地享受和沿袭他们的文化。

　　5 搭建大学与政府间的桥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悉尼大学第一位担任副校长职位的土著裔，您如何看待这个“第一”？

　　赛恩·休斯顿：作为所谓的“第一”，总是会有很多压力。一个土著族裔在大学里任副校长，确实是有很大压力，尤其是在悉尼大学这样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里。我不能失败，因为一旦失败了，别人就会质疑选择我是不是错的，所以我需要认真考虑应该开展什么样的项目、推行什么样的政策才是正确的，不仅要对土著学生，还要对其他族裔的学生都有利。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政府到学术机构，之前的工作经验对您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帮助？

　　赛恩·休斯顿：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大概20年，主要从事与健康相关的工作，现在在悉尼大学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的工作。我很少讲课，更多的是扮演一个管理者的角色，为大学提供改革建议，改进教学和科研方法等。

　　在政府和大学工作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我都从事级别比较高的管理岗位，二者都是大型的机构，工作机制都很复杂。我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所以更了解政府的困境及其急需解决的问题。政府认为大学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通常比较慢，有时甚至还有点奇怪。由于我有政府的工作经验，因此可以相对较快地提出解决方案，通过预测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帮助同事有的放矢地进行调研。同时我也尽量让政府了解大学所做的研究。很多情况下政府并不了解大学在开展什么研究，所以需要创造官员和学者交流的机会，让学者回答政府的难题，这样对大学、政府和整个国家都有好处。政府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答案，研究人员也可以着手研究复杂且有趣的问题，社区也因此受益于政府与大学的合作。以前，政府与大学各自做着自己的工作，不了解对方，而我则利用在政府工作的经验，发挥桥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您认为教育在全球化进程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赛恩·休斯顿：有人说教育可以打开一个国家的宝藏，但对我而言，人是最重要的。接受越好的教育，人类才会变得越强大，越有凝聚力。我发现不同国家常常面临共同的挑战，例如，如何发展土著族裔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如何保持和发扬传统文化，如何克服一些缺陷，这些问题不仅是澳大利亚需要面对的，也是中国和其他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难题。我们可能各自都有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案，但如果大家一起携手，可能会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不仅能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还能解决大家的问题。

　　令我感到激动的是澳大利亚与中国大学开展合作，通过合作，中澳双方在新领域内展开国家和地区层面以及地方层面的交流，其中有很多都是之前从未探讨过的新领域，我相信双方可以在新的领域相互学习和交流。不同国家的学者走到一起，分享知识、合作研究共同的项目。一开始我们或许只能解决一些小问题，但慢慢地我们就能应对大挑战。这对世界的发展而言，也是有益的。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学术和教育机构要发挥智力作用，为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提供方案，解决我们地区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10年或20年以前，每个人都在关注和研究美国，现在我们的眼光终于转向了自己，开始关注自己地区的发展，注重发展与其他国家学者间的关系，关注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我想对中国的读者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在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是令人激动的事。我很高兴看到中澳两国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共同关注的话题，争论和挑战那些大家自以为很发掘的问题。对于世界而言，中国有很多丰富的宝藏有待了解，中国要继续前进，还要做更多，分享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