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有意味的误读”——以西方对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接受为例

　　在译、编、演、评元杂剧《赵氏孤儿》的过程中，中西方文本发生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也产生了种种“有意味的误读”，但这不仅没有扭曲、反而恰恰丰富了《赵氏孤儿》这部古老剧作的“现实生命”，它提醒我们，了解“误读”，理解“误读”，吸纳“误读”者的异域性原创，可以丰富和强化我们自身的对外话语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并且指出，应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然而，如何建构一个良性互动的对外话语体系？只是把我们的经典文化作品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推介到不同的国家，显然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了解自己有什么样的经典，还应该了解其他国家需要我们什么样的经典。即便我们的文化经典已经被其他国家接受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异质文化的交融必然会产生对原初经典的误解乃至曲解，对那些“有意味的误读”，我们不仅要加以理解，还要以积极心态，吸纳“误读”者的异域性原创，进而丰富强化我们自身的对外话语体系。

　　这里就以元人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的西传过程为个案，探寻异域文化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时的种种“有意味的误读”，为当今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聊献一芹。

　　译、编、演、评，《赵氏孤儿》带动中国热

　　元人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被译成外文并广为流传的作品之一。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法国传教士普雷马雷（汉名马若瑟）便将《赵氏孤儿》（下文简称《赵》）翻译成法文，并由另一个传教士杜布卢斯带回法国。1734年，巴黎《水星杂志》通过一篇没有署名的信，首次刊出了用法文翻译的《赵氏孤儿：中国悲剧》。但并非全文刊登，只是几折戏的节选。1735年杜赫德主编的《中国通志》出版，全文刊登了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

　　马若瑟译本删去了虽是剧中精华和主体但洋人却看不懂的“唱词”，情节也因删节变得不太连贯，尽管如此，还是激起了当时的欧洲对遥远的神秘东方古国的好奇心，在1741—1759年间，法、英、意相继出现四种改编本，即法国的伏尔泰、英国的威廉·哈切特和亚瑟·谋飞、意大利的梅塔斯塔齐奥的改编本，前三本均名《中国孤儿》，后一本名《中国英雄》。

　　自1755年巴黎国家剧院成功上演法国文豪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后，欧洲一些国家对具有中国元素的剧作兴趣日浓，18世纪下半叶，《中国女奴》《中国偶像》《归来的中国人》《文雅的中国人》《中国谐角》等与《中国孤儿》名字近似的以中国为内容的戏剧，在欧洲各大剧场上演，一些名作家、名演员也争相编写和出演中国戏剧，这股“中国热”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

　　其实，无论是马若瑟的翻译本还是伏尔泰等的改编本，其与元杂剧《赵》已迥然有异，而西方学界在译、编、演、评《赵》剧的接受过程中，发生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融，也必然会产生种种“有意味的误读”，这种“误读”主要表现为新奇性认同、排异性反应和民族性同化三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