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研究空间政策的有效性、公平性以及政府干预的成本与收益的量化分析，以至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提升区域整体福利是空间政策成功制定的关键。

　　以往大多数政府的福利政策都是面向特定群体或低收入家庭的基于人的政策，而基于空间区位的政策则是通过税补贴、公共投资、特定规则和管制等形式面向特定空间区域。因此，空间政策选择是政府干预区域经济、矫正一定空间位置市场失灵与提升区域整体福利的有效手段，其目标就是通过引导要素合理流动形成城市外围区域的产业集聚和城市化，从而促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增长并减缓区域不平衡程度，最终实现区域整体福利的提高。

　　在现实世界中，无论是最富裕的发达国家还是处于追赶中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收入和生活水平具有显著差异的邻近区域或城市。同时，我们也看到高收入的区域往往与高的消费价格水平相区配，并伴随集聚的负外部性，例如，高昂的土地租金、基础设施、水资源等不可移动要素出现紧缺与过度负载等以至产生纯外部不经济和负的宜居性。一方面是富裕区域的过度集聚和负的宜居性，另一方面则是不发达区域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要素流入与集聚存在巨大需求。因此，研究空间政策的有效性、公平性以及政府干预的成本与收益的量化分析，以至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提升区域整体福利是空间政策成功制定的关键。

　　P．Kline等2014年发表在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Volume 129，Issue 1）上的文章“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the Big Push: 100 Years of Evidence from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通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分析了空间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并评估了不同空间政策选择的经济效应。例如，以税补贴为例，空间政策的目的是促进贫穷区域与富裕区域公平发展，而补贴的实际效果却是鼓励人口要素向没有收益的经济区域流动或者鼓励不具竞争优势的人口留在原区域，这本身就是低效率，因而从富裕区域征税补贴贫穷区域并不是特别公平。在生产补贴方面，V. Dupont等2003年发表在CEPR Discussion Papers（no.4107） 上的文章“Subsidies to Poor Regions and Inequalities: Some Unpleasant Arithmetic”，说明了补贴对异质性公司集聚特定空间位置的影响，同时，补贴也产生了收入分布效应，虽然补贴构成了从富裕区域向贫穷区域的转移支付，但在某些情景下实际上导致了收入由贫穷区域向富裕区域的转移。因此，空间政策对具有较低生产率的公司具有吸引力，因为离开集聚区域选择外围区域具有较低的机会成本，这就是“政策选择效应”。

　　一方面，大的市场使公司更具生产性（集聚经济），另一方面，最具生产性公司的集聚提高了大市场的平均生产率。因此，如果集聚与生产率的相关性是由于集聚经济，那么国家可以通过鼓励空间集聚提高生产要素的总产出。不过，如果这种相关性是由于空间选择，那么以前补贴的集聚政策只能是助长了空间不公平。成功促进外围区域产业集聚的空间政策将会促进较高生产率的公司集聚于核心区域，而较低生产率的公司选择外围区域。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区域生产补贴在改善边远区域的竞争性方面是无效率的，而在促进公司重新分布方面是比较有效的。这种选择的政策意味着适度的生产补贴对区域福利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小的补贴几乎吸引不了公司，并且所有的补贴本质上是无效率的。因此，衡量政府干预的空间政策合理性具有两个标准，那就是公平和效率。针对特定区域倾斜的政策干预必须更好地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权衡，并将外部性内部化，以此降低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