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傅斯年(1926)    

　　假如藉着“阅读来思考”(thinking by reading)不失为一种学习方式的话,已故法籍哲学史名家哈铎(Pierre Hadot,1922-2010)对西方古代哲学的重新阐释,势必对民国以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所针砭,甚至对未来中国哲学发展也有所借鉴。 

　　迥异于过去习以为常的理解,哈铎认为西方古代哲学的精髓,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wayoflife)的抉择。在西方古典时期,“爱智”(philosophia)的活动主要见诸“精神的锤炼”(spiritual exercises),“哲学论述”则只是衍生而来的辩护,而非如当代哲学活动这般概由“概念论述”所主导(哈铎的著作,请参阅两册英译本:Pierre Hadot,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translated by Michael Chase,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rnold I.Davidson;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translated by Michael Chase)。一如哈铎所料,他的洞识复可适用至中国哲学古今演变的轨迹,虽然两者的步调略有差异。 

　　“哲学”一词盖属舶来品,而晚清以降,中国哲学的发展摆脱不了西方思想的影响,甚至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这已是当今学术界的基本常识。因此,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了两项特色:其一,外来的欧美哲学思潮变成疏通或衡量传统思想的准则、或解释的架构。这与中古时期佛教借径固有的儒、道思想以方便传布的手法,截然异趣;好友刘笑敢特称之为“反向格义”,不无道理(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在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另项特色,即藉着疏理中国传统思想,以开发新时代的中国哲学。职是之故,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开发,遂密不可分。 

　　贺麟在1945年发表的《当代中国哲学》里,谈到近五十年中国哲学发展的几点特征,以今日逆视之,则尚有两点见证上述的时代流风。其一,便是西学持续不断地左右中国哲学的构作;另外,重新整理中国哲学史。二者复交互为用。对于第一点,乃至为显豁,理无疑义;第二点,则需稍加疏解。民国以来所谓厘理中国哲学史,其概念架构甚为倚重西方流行的哲学,因此呈现新旧轮替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