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学东渐百余年来,汉译西方哲学名著不仅成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线,更是对我们民族思想的塑造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对于其中与翻译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与原则,却仍需我们付出更为深入的思考。像严复先生的“信、达、雅”三原则,以及陈康先生所提出的“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都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极宝贵的启示与教诲。而在当前新的国际化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更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译者需担负起社会使命

　　首先要从谈西方哲学经典翻译的社会价值开始,因为随着当前学术研究的日益规范化和国际化,以及学者们外文文献阅读能力的普遍提高与增强,一些专门研究者开始忽视对西方哲学经典的翻译,认为翻译是没有价值的,一个学者自己能够看懂外文文献就够了,并不需要特别费事加以翻译,翻译是一件并不重要的学术工作。由此也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翻译是可以马马虎虎去做的,越是重要的哲学原著,越是可以随随便便地翻译,而理由就是,反正真正做研究的人是不会去看译文的。

　　然而学术并非个人之事,学术研究还具有社会功能。一个学者从事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求知进学,更重要的是为了思想文化的传播和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一本好的哲学原著的翻译,不仅有助于学术的进步,而且还能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站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去。在这方面,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过程中已经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例如,严复对赫胥黎《天演论》的翻译,其所带来的整个中国思想文化风气的改变,显然就不是一个学者个人的思想增益所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当然,赫胥黎本人也不会想到他的一部学术著述在中国会产生这样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所以,就此而言,对西方哲学经典的系统的翻译和介绍便始终是一个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的学者所应当自觉承担起来的社会使命。

　　翻译不是无思想的劳作

　　而就翻译本身的思想价值而言,假如我们深刻地意识到,翻译毕竟也属于思想之事,我们在翻译中毕竟也在思想,同时,还需要用汉语来思想,那么,说到底,翻译就不单纯是一个文字转换的工作,相反,翻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汉语思想者用汉语对一种异质的思想的直接诠解和思考,从而,翻译怎么能够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呢?而且越是严肃的著作就越需要严肃的翻译,因为,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在对它重新进行严肃的思想,用汉语进行思想。而这样“思想”出来的作品,当然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因为它不仅引入了一种异质的思想,而且更丰富了汉语思想。从而,那种认为翻译作品不具备学术研究价值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它的错误就在于,把翻译看成是机械的语言对译,而没有把它看成是思想转换,是用异质的思想来丰富本民族的思想。因为哲学史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经典著作的研究,越需要在阅读原文的同时参考尽可能多的译文并找寻最好的译文。所以,翻译不是无思想的劳作,翻译家不是非思想者,相反,翻译本身就是思想的转换,而好的翻译家必然是一个卓越的思想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陈康先生在翻译《巴曼尼德斯篇》时所写序言中有一段话格外富有意义,他这样说:“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全世界。”这不仅是对汉语思想者进行西方哲学研究的最高鼓励和期许,而且也是对西方哲学经典翻译工作意义的深刻揭示。翻译不是与思想无关,相反,它深切地关系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