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逝世十周年。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人口的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4.77%；经济总量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先生一辈子为之努力的愿景，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然而，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伴随着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各种科研规划、学术发表的快速增长，却似乎陷入了内在迷茫：学术发表成了没有社会追求的目标；在国外学术刊物的发表甚至成了最高褒奖；适应国外学术界的问题也成为了提高学术地位的捷径；与此同时，一些人（尤其是外国学者）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依然处于引进消化阶段；中国学术前辈的研究精神渐被淡忘。

　　在此背景下，有人居高临下地直问，“费孝通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特别是“费孝通晚年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

　　思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是费孝通晚年的核心社会关怀

　　如果把先生仅仅放在学者的小圈子里，我理解提问者的意思，是指在社会学或人类学领域，他构建过什么模型？提出过什么理论或命题？但是，若把先生放在中国社会、放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先生之于学术的贡献，远不是理论、命题、模型那么简单。

　　要理解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贡献，尤其是他晚年的学术贡献，首先要理解，每个国家的每个时期，学者的学术活动都有要面对的特殊问题，在不同的时期，还有不同的痛点。

　　事实上，我从先生晚年的学术活动和背景可以深切体会到，在经历了“文革”之后，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发展”。思考“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便成为了先生晚年学术活动的核心社会关怀。

　　为了发展，政府运用“送出去、请进来”的策略，把中国需要的科技与教育人才请进来；同时，把优秀的人才送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科研机构去学习，希望他们学成后回到祖国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就没有停止过向外派遣留学生，费先生也是公派留学生。1935年他通过清华大学的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被选送赴英国留学。

　　1938年，先生完成了他在人类学学科史上里程碑式的博士学位论文《江村经济》。那时，国内全面抗日战争已经有一年多，先生可以留在国外，可他没有犹豫，回到祖国，回到了没有校园的大学，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执教，并创办了研究中国社会的工作站：魁阁。

　　在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学术永远没有离开社会的追求。先生和许许多多的学者把中国的发展作为科技与教育的目的、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就像先生自己说的那样，“志在富民”，直接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