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陈寅恪在回忆录《寒柳堂记梦稿》中感慨自己的家世:“吾家素寒贱,先祖始入邑庠,故寅恪非姚逃虚所谓读书种子者。”谦称自己非世代簪缨子弟,辞谢友朋安在他头上的“读书种子”桂冠。四年后陈寅恪弃世,香港《春秋杂志》发表《史学权威一死了之》一文,作者慨叹“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此失去了一个真正的读书种子”。而那个发现、呵护这个“读书种子“的人——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已在1950年不幸猝逝。

　　傅斯年与陈寅恪是留德同学。当年在德国的一班留学生中,最用功的是陈寅恪与傅斯年,被称为“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傅斯年则向毛子水称赞“在德国有两位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这是1923年到1926年间的事。

　　陈寅恪1926年2月回国,受聘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傅斯年1926年11月回国,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中研院”“史语所”)。俞大维1929年回国,傅斯年想延揽他到史语所来,任专职研究员,托陈寅恪力请他从上海来北平任职,又请时在上海的蔡元培出面做俞大维的工作。但俞大维无意于学术,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上面披露的陈寅恪回国的月份、傅斯年欲请俞大维到史语所来搞研究都是新发现的材料,出自《傅斯年遗札》(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编,2011年10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出版。以下简称《遗札》)。《遗札》记载的陈寅恪在史语所草创时期的表现与贡献,前所未闻,尤为珍贵。陈寅恪在史语所的身份是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对史语所的史学发展功不可没。但由于他同时又是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其身份、生平的另一面被大学教授声名所掩。

　　傅斯年1928年受命创办史语所时,确立了要与法国、日本汉学争胜,要把汉学中心从法国、日本移到中国来的目标,制定了“请名家”的进人方针,自然会想到具有这方面硏究实力的陈寅恪。而陈寅恪对傅斯年新史学的视野境界、理念方法也颇为欣赏,欣然接受聘任。1928年9月20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本院院长蔡先生聘先生为本研究所研究员,恳请许诺,感荷无置。查历史的语言的材料聚集北平者至多,整理发明端赖博学如先生者。不维冒昧,敢烦先生常川住在北平,以便从事整理。闻先生于内阁大库中颇得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无任欣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至于推此项及其它。先生在北平工作之用费,如抄写之费及助员之费等,自当由本所担任,因出版由本所任之也。又本研究所之研究生须分附研究员名下,以便指导其工作,或烦请先生担任此项研究生一人或三人,至感高谊。先生本是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有常川住校,当由本院长函致清华学校校长,请其许可。先生改住北平,至少可以在北平每周住数日,以便从事上列工作。至于因此而先生在清华任务减少,当由本院退还清华。先生在清华所领薪俸之一部从先生在北平开始工作日起算,凡此种种,如荷同意,请即示复。”(《遗札》第43函)这封信比较重要,故全文引录。它使我们获知陈寅恪被史语所聘任的事由过程,陈寅恪薪金的处理方式,陈寅恪在北平城内租赁住房的背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