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时期，有些人对梁漱溟先生突感兴趣，做了许多文章。一是把他推举为当代儒家的“圣人”，一是把他描绘成“前后如一，表里如一”的“反毛”英雄。这两点看法，都离事实甚远。梁漱溟先生是什么人？公正地说，他是个热爱中国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但他不是革命战士，更不是圣人和完人，在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旧文人思想和习气，因而屡犯错误，是与共产党经常龃龉、矛盾，但又不断改正错误、坚持进步的朋友。

　　说起梁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龃龉，第一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以农村为重点，建党、建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武装革命斗争。而此时的梁先生，尽管也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社会改造的重点是乡村”，却怀疑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调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说“中国社会是‘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不存在阶级的界限”。他依照儒家调和、持中的观点，主张“渐进”，“新旧杂糅”、“存旧立新”，反对搞阶级斗争、开展土地革命，企图从文化教育和道德入手，“在维护中国的旧伦理、旧道德的基础上，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从而实现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主体的中西调和”。依靠军阀韩复榘等人的支持，在山东、河南等地，搞起所谓的“乡治”、“乡村建设运动”，这些活动成效甚微，后来被迫停止。抗日战争时，他在邹平以自卫名义组织抗日，结果后来该组织的一部分被韩复榘带走，另一部分投靠日本，做了汉奸。当地群众意见极大，以至于一些乡村建设的干部也被群众所杀。实践证明，他的乡村建设之路走不通。

　　梁先生第二次与中国共产党的严重龃龉，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共和谈时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备战，猖狂进犯东北、山东解放区。“民主党派经历着激烈的动荡和分化。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既不相信共产党的力量，又屈服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表现出观望、犹豫、动摇。”当时，梁先生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做“调解人”，违背民盟与共产党原来的协议，事先没有打招呼，单独提出方案，欲使共产党人放弃武装，交出根据地。此事最后让一向重视友情的周恩来，当时含着眼泪对他说：“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摔门而出。梁先生被迫撤回提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

　　第三次梁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龃龉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此时他仍然寄希望于国共和谈。当解放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毛泽东赋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之时，他还认为“追穷寇”是错误的，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和惰后都不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毛泽东邀请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府，梁先生“当时不相信中国就此能统一稳定下来，为了保持中立的立场，他表示想留在政府外”，拒绝了邀请。

　　梁先生第四次与中国共产党的龃龉是在50年代前期，中国人民正在大力建设重工业和抗美援朝之时。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扩大会议上，他批评共产党自进城后，忽视农村，“农民的生活依然很苦”，在“九地之下”。毛泽东批评他的“照顾农民”，只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指出“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新中国的发展史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