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严复与同时代的沈家本、梁启超等都在介绍西方法制。严复不是法学家，没有参与民国宪章的制定，在法制改革方面的影响不及沈家本，但严复在进行思想启蒙、宣传法制思想方面有着更大更深远的影响，丰富了中国法治文化的内涵。

　　严复对近代法理的理解和选择性认同

　　严复对法的原理和精神的传播，主要体现在他所翻译的孟德斯鸠的《法意》特别是其所加按语中。严复对这部名著撰写的按语多达330条，从中可以发掘严复对近代西方法理的理解和选择性认同。

　　严复推崇孟德斯鸠关于制定法的起源思想,认为制定法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各种利益争执，法律出现的使命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维持社会秩序,亦即社会和平安定的局面，“孟氏于人类所以为群之德,可谓见之真……而其实，则法典之事即起于争,使其无争，又安事法；国之与国，人之与人，皆待法而后有一日之安者也”。严复强调法律的权威，认为关键在于法律必须为上下所共守。他认为，一个国家立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最高统治者是否与平民百姓一样同在法律约束之下，正所谓“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他批判“贫富者异刑而法不壹”的封建专制法制，主张既定法律就必须严格执行，“律之所定为罚锾者，贫富皆罚，无所谓富生贫死者也”。严复强调，只有给人民以可恃之权利，才能要求人民去尽义务。义务与权利是相对应的。如果仅责无权之民尽义务，则无异于待民如奴隶。“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之词也”。因而民众“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无权利，而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并把人人各尽一份与权利相一致的义务，同由此而激发的热爱国家、关心国事、洞达外情紧密相联。“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

　　严复从国家、社会、公民的立场分析法制本原的唯物和辩证观点，提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义务与权利相对应而生、两者并重的主张，有着近代法治观念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