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杉，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学院英语系。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以下简称《日记》)。①小说中的狂人以为，人们在暗里谋划吃人，读者通过狂人的幻想发现，“吃人现象”这一比喻，桎梏着中国社会和传统。小说的写法令人惊奇，在许多方面开创先河：语言采用白话文，叙述连贯使用第一人称，虚构的疯狂贯穿始终，当然，抨击的主题也极为鲜明。小说发表之前，新文化，新思潮——一次彻底的新生——已经在《新青年》上回荡开来。《日记》正是在这时发表的。此后，鲁迅又发表了其他令人惊叹的小说，风格清新，力度依旧。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或者按其提倡者的称谓，“新文学”的发端一般是以《狂人日记》为标志的，这一提法顺理成章。

　　提倡新文化的人士号召横扫传统，《日记》就在人物塑造上为其推波助澜。虽然《日记》是革命性的，但其在文学上的源头亦有迹可循。从《日记》的构成上看，已知的文学源头包括果戈里小说中的人物，还有鲁迅认识的一位精神病人，此外就是章太炎十年前在日本发表的演讲。②另一研究方法还从清末民初通商口岸的出版物中找到了文学原型，而最近又有人提出，新文学的原型与清代的文学传统一脉相承。③

　　拙文提出了另外一个原因：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重要性并未立即得到承认。就鲁迅的小说而言，经年之后，小说才被普遍认可，成为现在的里程碑。据文字材料，鲁迅的作品历经五年时间才开始受到关注。从1918年他发表第一篇小说，到1923年小说集《呐喊》出版，期间评论鲁迅的文章只刊发过十一篇(参见附录)。其中，只有三篇论述算是有些篇幅(见附录5、9、10)，而余下的文章不过只是提到他而已，(见附录6和8)，或是三言五语，或是语焉不详(见附录1、2、3、4、7、11)。尽管新文学和鲁迅很快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性叙述，但这在1918年还没有发生。一如鲁迅后来所言，那是个“猛士”“寂寞”的时期。④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1918至1923年之间，评论鲁迅的文章数目有限，1920年代后半期文如溪流，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评论文章才如江如河，而到了1936年鲁迅去世时，写他的文章已是数以千计。尽管鲁迅研究成果颇丰，但这些早期评论文章却无人研究，而为何早期评论数目稀少，也没有探究。那些在其他方面严谨的传记作家，也只是把这些文章零星地开列出来。⑤许多研究在探讨鲁迅同时代的评论时，关注的都是他最早的作品——毕竟，使鲁迅名声显赫的大部分小说就在这些作品之中，但这些研究引用的大多是1923年或1924年的文章。当然，这些评论与鲁迅的小说并不是同时发表的：评论文章比鲁迅的小说已经晚了五六年。

　　这五年不同寻常，因此拙文才要研究。拙文在此提出，这五年的空白时光表明，研读鲁迅是要用时间的，先要有知情者来解读才行，若要形成一个文坛，以文章的形式评论鲁迅，那还需要更多时间。拙文并非早期鲁迅批评史，也不是早期鲁迅评论的记述，而是旨在研究，对鲁迅的理解和鲁迅读者的出现，如何互相促进，与此同时，鲁迅的影响与日俱增，又如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地位上日趋稳定的新文学同时推进，并巩固了新文学的地位。因此，描述这段历史，其意义就不仅仅局限在鲁迅一人。这段历史强调新文学的最初几年，将其视为现代文学的表演者和进程逐渐各就其位的时期⑥，所以与一般研究不同。一般研究强调五四新人物在这一时期的作用及他们与其他政治和文学营垒发生的矛盾。⑦在鲁迅那里，那些年，一种新型的关系在作家与他们的社会之间迅速建立起来，鲁迅代表着这一新型关系的发端，在时间上早于其他作家两到三年。

　　1923年《呐喊》出版后，沉寂期宣告结束，此前鲁迅创作的十五个故事收入其中。《呐喊》的新书预告预示着其后到来的如潮关注，很快就把读者引到了鲁迅和他的作品上。在一份上海的报纸上，这些关注成为最先发表出来的证据，说明鲁迅的小说备受期待：

　　在中国的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我们已在上海看到了，正红色的封面上印着了书名《呐喊》和著者“鲁迅”四个字。⑧

　　封面的颜色和设计立即受到推崇，至今依旧，《呐喊》现在的很多版本，依然模仿原版的封面设计。

　　评论《呐喊》的文章，数目稳步上升，其他方面也说明鲁迅的名望正在提高：采访，分析，传闻，批评，吹捧纷至沓来。至1925年，撰文者已经可以从鲁迅那里引经据典，并确信读者可以读懂：

　　他在我们里面看见赵家的狗，赵贵翁的眼色，看见说“咬你几口”的女人，看见青面獠牙的笑，看见孔乙己的偷窃，看见老栓买红馒头给小栓治病，看见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⑨

　　赵家的狗如同其主人和其他人，也用凶狠的目光望着狂人；孔乙己因为偷窃，被举人打折了腿；老栓希望浸过人血的馒头可以救他儿子性命；老拱和阿五都是乡下泼皮，总想着占寡妇的便宜。文章的作者胸有成竹，认为这些角色和鲁迅其他作品里的角色，他们的名字和举止言行，都已经深入读者心中，形成了特定的语汇，因此，他假设鲁迅笔下中国人的形象就是我们自己(“他在我们里面看见”)，他的假设是可以被读者接受的。

　　至此，沉寂期彻底结束。鲁迅成为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作家，生前身后始终如此，后来又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官方推崇。最初五年里的无人问津从此淡出历史。许多评论《呐喊》的文章自然也对集子中的小说进行了分析，这些鲁迅早期小说评论也被当做早期鲁迅批评。文学史——我们对鲁迅的了解——忽略了一个事实：鲁迅的名望是慢慢提高的，而且这一过程几乎没有留下文字。

　　那五年里的十一篇评论文章可以分为三组。最早有五篇写《狂人日记》的；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两篇文章写其他几篇小说的；第三组有三篇文章，写的是《阿Q正传》(以下简称《阿Q》)，再加上第四篇胡适的文章。在1923年《呐喊》结集出版之前，并无其他评论发表。

　　研究这些评论，先要将鲁迅的成名分为两个阶段，他最先在友人圈子里出名，然后才在更大的范围内为外人所知。显然，那些评论，特别是早期的评论，是内部人士写给外部人士的。(上述意见与其他描述相抵牾，那些描述将十一篇文章罗列起来，当成鲁迅评论史的标本。)这些读者构成了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所谓的阐释群体(an interpretive community)。⑩在鲁迅的问题上，他们之所以有“文学能力”将他向外阐释，原因是与他长期熟识，与他志同道合。所谓内部人士，他们自己也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已经知道鲁迅就是周树人，他们对他评价很高。那时的鲁迅在北京已居住六年，他们与他相识最晚的也是在此期间，有些人与他相识更早，有人在绍兴(1909—1912年)，有人更是在日本就与他相识(1902—1909年)。他和弟弟周作人结成团队(周氏兄弟)，周围同好对二人的才能，有的钦佩，有的讨教。最初劝说鲁迅写作的正是这些内部人士。(1908年在日本初遇鲁迅的钱玄同就邀他写作。)北大的关系，鲁迅弟弟的关系，这些能说明内部人士的地位。内部人士对鲁迅的想法有所了解，原因是他们有过接触，所以他们才能读懂鲁迅那充满革命性的小说。相比之下，最初几年，外面人的评论少之又少，而且如下文所示，他们的评论很是离谱。

　　外部人士里既有知识分子也有普通读者，知识分子的圈子与鲁迅没有重合，那些普通读者是由新文化运动的杂志和作家培养起来的。据估计，截至1917年，约有一千万中国人接受过现代教育(11)，构成潜在的读者群。若要拥有追随者，提高知名度，普通读者是不能不争取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与鲁迅相识的所有作家都有与他相同的优势，因为他们都在一个圈子里。但是，他最终拥有了范围更大的崇拜者，所以才获得了空前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