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两位志同道合的学子，走到了一起。他们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与极具历史研究才华、最终却以别样形式闻名全国的吴晗。

　　1931年，20岁刚出头的吴晗，因为写出论文《西汉的经济情况》，编成一部《胡应麟年谱》，受到了胡适的高度评价。在胡适推荐帮助下，吴晗顺利地转入著名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并马上觅得一个能够维持自己生活和支援家庭的工读生位置。进校第二年，吴晗担任了学生会所办《清华周刊》的文史栏主任。在来稿中，他见到了夏鼐的名字。夏鼐旧学根底深厚，文章内容扎实而文字畅达，吴晗便接连刊用了出来。由此熟识，结下了长久的友谊。

　　大学毕业之前，吴晗约夏鼐一起，讨论组织史学研究会事宜。青春热血，他们很快就拉了一些青年学子和老师，将“史学研究会”成立了起来。这个研究会，后来主办过两个日报的“史学副刊”，还是“社会经济史集刊”的撰稿人。夏鼐后来到英国留学，获得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吴晗则在国内高校任教，但通讯不断，友谊连绵。

　　1959年9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写出一篇《论海瑞》的文章，发表在当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论海瑞》发表之后，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读到了。此文为说明海瑞性格，引了《海瑞行状》里的一句话:“特其质多由于天植，学未进于时中。”因为是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为使更多层次读者看懂，吴晗便顺笔翻译了一下:“他的本性是天赋的，大概读的书和当时的人不大一样。”夏鼐读后，认为翻译得不对，便向这位昔日老友、当时的副市长作者写去一函。信中，夏鼐指出:尊译“时中”一语，大成问题。此语出于《礼记·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郑玄在作注时说:“时节其中。”孔颖达在注疏中认为:“时节其中，谓喜怒不过节也。”意思是他(海瑞)学习还未达到“随时节制而不偏”的境界。古人对于处事治家之道，都称之为“学”，并非单指读书云云。

　　按今天看来，夏鼐真是位学人。久不写信，一上来便是挑刺，而且是对当时意气风发的老友。这篇《论海瑞》，定然是作者十分看重的。但吴晗接信后，立即回了一封:“示悉。承教‘时中’译文，甚是。这是我的疏忽，当在出集子时改正。谢谢。一隔几十年，头发都白了。得兄信，恍如重温旧谊，极喜。以后盼多指教。”

　　看来，吴晗也是真诚的。那个时代的文人，对于学问，那是十分尊崇的。谁说得在理，那是必须诚服的，并不以官职为尊为讳。吴晗信中有“盼多指教”的话，夏鼐倒没有当客套话看。事后不久，他又有函，对吴晗有所“指教”。那是1963年春天，夏鼐因病在小汤山疗养。难得闲暇，便带上了吴晗刚出版不久、亲自赠送的《学习集》一书。

　　《学习集》里，收有《〈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运》一文。是关于那首著名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诗歌唱者斛律金家族情况的。在行文里，吴晗又译引了斛律金说他儿子的一句话:“明月猎得虽少，他射的鸟总是背上中箭。”(“明月”为人名)

　　夏鼐读后，认为这句话有问题。他便翻阅了记载这句原话的《北史》和《北齐书》中的“斛律金传”，查出原文为:“光(即明月)所获禽兽或少，必丽龟达腋。”其他所引斛律金的话，均为“明月必背上着箭”。为弄清原意，夏鼐查到了“丽龟”一词的出处《左传·宣公十二年》:“射麋丽龟”。孔颖达所作注疏中说:“丽为着之义。龟之形，背高而前后下。此射麋丽龟，谓著其高处。”由此可以看出，原文此处是指“兽”，而非“鸟”。因为鸟背并不如龟那样隆起。

　　考证完后，夏鼐便又向吴晗写去一函，开首便说，你文章里译的“明月猎得虽少，他射的鸟总是背上中箭”，就常理而论，这是错误的。因为鸟飞戾天，猎者仰射，着箭处应在胸部，不会在上面的背部。然后就从训诂的角度，征引了自己查过的《左传》原文及研究者的“疏”语，认为此处虽未确说是飞禽或走兽，但猎人骑在马上射箭，中箭处才会在背脊而非胸部，“可见此乃指兽无疑”。

　　因为是朋友，夏鼐倒没有将话说得僵硬，还乘便开了个玩笑:吾兄酷嗜钓鱼，而不习打猎，故易致误。吴晗的这篇《〈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运》，因为是研究著名诗歌人的，所以最初发表在1962年9期《人民文学》杂志上。由于内容丰富，文笔畅美，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此时到了考古学家夏鼐手里，一上来就指点错误。文人间的交往，真可以见出与众不同处。

　　吴晗又是极快回信:“承指出背上着箭是指野兽而非飞鸟，甚是，我确是只会钓鱼，不会打猎，有渔无猎，只能算个半个渔猎社会的人，不如你全面也。出院后，请你吃一次小馆子，吹吹牛，如何？”

　　虽为副市长，又是明史专家，吴晗仍一口认错。并且亲切还以玩笑，“吃小馆子，吹吹牛”，由一个副市长口中说出，那不又回到文人的情趣之中了吗？

　　说归说，吴晗后来还真请夏鼐吃了一顿“小馆子”。虽然从后来看这顿饭并不那么好吃。那是1964年的5月间，吴晗在北京庆霄楼，召集修改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几位同志，商谈抽出有关北京城的几幅图，另编一集的事，也约请了夏鼐。会议结束，到仿膳饭店来了个聚餐。大家热闹一番，吴晗也算践了自己的前诺。

　　不料“文革”之中，吴晗遭到残酷迫害，约夏鼐参加的那次会议，被说成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定名为“庆霄楼事件”。无意间参与其中的夏鼐也因之受到牵连。此事很久之后，夏鼐还自嘲地说:“谁叫你嘴馋，这是活该！”“文革”中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行径，于此可见一斑。

　　夏鼐与吴晗间，是朋友。他们的友谊，建立在情感和对事业真诚追求之中。所以，夏鼐才会在阅读中，挑吴晗这位身在高位人的“毛病”，挑他的“刺”，并且再一再二；而吴晗，面对老友的不留情面，却是不藏不掖，坦然认错，表现出一种求真求实的襟怀风度。本来，这是真正朋友间应有的，在以真理追求为天职的文化人间，这更是基本而高贵的。这或许是我们在记叙这段往事时，融入了一些追想、崇仰和感慨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