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如果我们试图应对城市的风险,那么首先需要了解,城市风险是如何生成的,又是如何运作的。在现代大城市,经济风险可能会转向社会风险,技术风险可能会转向政治风险。这不仅指特定风险在系统内部的传递,如切尔诺贝利核爆炸的连锁反应,而且指不同风险类型之间的转化,如从经济风险转向社会风险,从技术风险转向政治风险。否则,政府将不得不承担自身难以承受的预测、治理所有风险的重任,如此不仅无法有效应对各种风险,而且还不得不面对公信力下降的风险。这类由于风险认知偏差而采取的风险治理策略,转化为另类风险生产者的现象不在少数。在治理城市风险时,政府应该不断推动治理制度、技术及治理主体的变革和公民理性能力的提升风险治理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消极治理,即为规避风险而“无为”。
关键词:城市运行风险点;风险治理;城市风险;流动;权力;政府;风险社会;社会风险;主义;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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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电梯事故数次发生,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安全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其实,不只是电梯事故,对于人口集中、发展迅速的城市而言,大雨后的内涝、欢庆时的踩踏都暴露了它的脆弱和风险。如果我们试图应对城市的风险,那么首先需要了解,城市风险是如何生成的,又是如何运作的。
眼下几乎每个城市都越发依赖某个单一的力量如电力和互联网,所有居民同时被置放到同一艘船上
首先,城市释放出强大的磁场效应,导致人口高度聚集,人口流动性很高。与国内人口聚集和流动趋势一致,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在世界经济地位中的提高,中国的大城市也吸引大量外国人的眼光,国际流动人口规模也越来越大。人口的聚集和高度流动为城市带来了机遇和发展活力,也让其难以摆脱社会秩序局部混乱、公共设施安全、流行性疾病等风险。
其次,大城市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不断打破并重构。中国的大城市首先是以生产中心的面貌面世的,但其生产性正随着信息流动的持续扩大而从重向轻,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并推动着城市从生产中心向消费中心转型,成为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的大本营。例如,“元旦”、“圣诞”、“双十一”、“双十二”等传统日历中不重要或不存在的时间节点变得日益重要,成为信息流动、人口流动和聚集的重要凭依。而在空间上,大城市的地理位置对于特定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空间结构的重塑作用已十分明显,如上海、中国香港地区,既是现代化的结果又改变着全球的空间结构。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在地区空间重塑上也起到核心作用,引导着长三角、珠三角的工业布局、交通体系的发展和调整,推动着所在地区空间上的一体化。但是,这种一体化趋势与管理的区隔化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凸显,为地区性环境污染、人口流动失序等风险的生产和再生产留置了可能。
再次,大城市日益呈现出管理统一化和运行逻辑单一化的趋势。随着大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复杂化,管理和运营成本也在提升,而要降低成本就得降低复杂性,必须依赖技术力量,走统一化之路。因此,普遍主义化和专业主义化这两个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在城市管理和日常运行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特别是在智慧城市理念的引导下,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努力推进金融、公共交通、供水、供气等的网络化和统一化,每个城市都越来越依赖某个单一的力量如电力和互联网,所有城市居民同时被置放到同一艘船上。这种管理的统一化和运行逻辑的单一化在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和运行效率的同时,也为风险的生产和再生产预留了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