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丰乾，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为民父母”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家国天下”的观念在孟子的时代已经非常流行，文章以为其社会基础在于古代社会“家”、“国”功能的一体化，而《诗经》、《尚书》等早期经典则明确记录并十分推崇此种观念。儒家所主张的“家”“国”一体的理想状态，乃是《诗经》中的“民之父母”，以及《尚书》等典籍中的“作民父母”者所能达到的水准。在仔细研读古代文献的基础上，文章讨论了“民之父母”这一思想和古代社会机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经典之间对于这一思想的共同重视。文章亦对现代学者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作了分析和回应。

　　【关 键 词】民之父母 儒家 诗经 渊源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8)03-0127-07

　　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哲学当中，统治者(君)和被统治者(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核心论题。近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契约论”为基础，作为现代的中国读者，可能更熟悉“公仆”与“主人”的比喻。在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当中，当代学者多以为其中最有价值的理论是“民本”、“民贵”等思想。但是，深入考察之后我们会发现，“民本”、“民贵”的理论基础乃在于“民之父母”的学说。在“民主”、“法制”等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再来讨论“民之父母”的观念，似乎非常不合时宜。然而，即使在同情儒家学说的角度上，我们对这样一个长期支撑中国古代社会的观念体系的认识也并不充分①。本文试图梳理“民之父母”学说的社会基础、思想渊源和理论内涵及其批判功能等内容，以就教于方家。

　　家国(邦)天下与修身

　　《孟子》开篇关于“何必曰利”的论证，大家都很熟悉：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后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弑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但是，经常被忽略的是，“王”与“国”、“大夫”与“家”、“士庶人”与“身”之间的对应关系。对于“王”而言，是“国”、“家”、“身”三位一体的；对于“大夫”而言，其家族，上有“国”，下有“士庶人”；对于一般士庶人而言，在某国之中，首先是隶属于“某家”；只有像孟子这样的“处士”，才“不远千里”，游走于诸侯国之间。在这里，孟子特别指出如果背弃了“仁义”，“上下交征利”，那么“国”的危险，必定来自于“家”。这种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确如孟子所言“不为不多矣”。和上述文献的讨论相类似，《周易·坤·文言》指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家”是最基本、最长久、最稳定的社会单元，善与不善都最有可能由家积累而来。显然，《坤·文言》也是认为“家”(父子)的安宁直接关系到“国”(君臣)的秩序。因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情形实在非常普遍，《坤·文言》的作者才借解说“履霜，坚冰至”这一爻辞的机会，申述“其所由来者渐矣”的道理，亦可见“家”的枢纽地位。比“弑”更加常见的现象是僭越，《礼记·郊特牲》记载：“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孟子指出，不管哪个层次，受辱、败坏、被攻打，原因都在内部或者自身：“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这里重点是申说“自”的问题，但其序列也是“人”、“家”、“国”②。

　　五经当中，“家、国(邦)”并提的语句十分常见，这和夏代开启的“家天下”有关。据《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帝称赞大禹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汤诰》中商汤王描述自己的责任说：“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周易·师》上六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家、国(邦)”之上是天下，“家、国(邦)”之下则是百姓和庶民。这种社会结构是三代的共同特征。正如张光直依据考古资料所指出的：“再从社会组织结构的特性和发达程度来看，夏商周似乎都具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点，即城邑式的宗族统治机构。”③

　　《大学》、《中庸》、《礼运》等篇章屡见“天下国家”的提法，而“天下国家”在孟子的时代，就已经是一种常言俗语。但是，儒家把修身作为根本的出发点，推衍至“家”、“国”、“天下”，是想为“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提供德行理论的支撑，而并非漫无目的地构建空中楼阁。从这一点来说，儒家可以称为德行决定论者，他们坚信良好的德行是良好的家庭关系的基础，而良好的家庭关系则是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前提。即使如《孟子》书中所言的最普通的“八口之家”，在古代中国社会，长期都是集经济、教育、宗教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大夫及其以上的“世家”，则具有天然的政治功能④。《左传》桓公二年师服有言：“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师服清楚地说明了国、家、室等系列等级是如何被层层建立的，即“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乃是由层层分封而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