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先生逝世20年了。作为一个杰出的书法家，他几乎没有因书法获得过报酬；作为一个诗人，他的近千首诗作至今未能出版。今年夏天，我在南京寻访高二适的后人和学生，寻绎他的墨迹；十来天的时间里，虽然还有其他不少活动，但萦绕心胸难以挥释的，全是关于高二适先生的种种。

　　二适先生是江苏姜堰人，自号舒凫，据他的后人解释，就是要像翱翔于云天的一只飞鸟似的自在舒展。以这种心性，生在20世纪的中国，谈何容易。高二适先生早年在家乡教小学，孤诣奇才，使他得到主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先生和岭南画派书画大家陈树人先生赏识。章、陈二公都是辛亥革命元老，章士钊早年和章太炎、黄兴、蔡元培等人一起叱咤风云，也使得是非恩怨集于一身。陈树人官至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却在1945年国民政府胜利还都的热闹时刻，毅然退出官场，以翰墨丹青终老其身。抗战之前，高二适经陈树人介绍在侨务委员会做一名文职小官，嗣后，陈树人离职，又将高介绍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入院之顷，高二适和执事者约法三章：不入党，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受训。二适先生此举，固出其独立自由之心性，其中也能看到章士钊的影响。章士钊自投身革命，民国建立前后的重大斗争，几乎无役不与，可是，这位孤桐（章士钊自号）先生却拒绝加入同盟会，理由是入会誓词中有效忠孙中山的言词，章士钊以为有悖于现代革命争社会平等人格自由的精神。最近读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其中也有相类的几个“不”。经历了几十年的世故惊涛，独立人格之于文化品质的构成乃至民族精神的培养，渐为学界推重，几成讨论热点。所谓复兴“国学”，倘不汲汲于经籍章句，而是从学术的阐发影响至社会人群的心性品性，其来即有自焉。

　　高二适先生在学术和人格上最能表现其独立精神的当数“兰亭论辨”中之亢论直言。1965年6月《文物》杂志发表了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郭沫若认为：王羲之的时代还是隶书时代，不可能有《兰亭序》帖那样的行楷书法。《兰亭序》帖是否王羲之所书、历来聚诉莫解，高二适抗言于郭沫若，各持一家之言，亦如毛泽东致郭沫若信中所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从“兰亭论辨”之初，还看不出来多少“时代背景”。可是到了“文革”中期的1972年，郭沫若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其中提到“坎曼尔诗稿笺”，并说：“郭沫若曾根据它们驳斥了苏修的官僚和所谓的学者们的谰言。”他对《兰亭序》真伪的判断，也变得十分想当然了。郭文说：“我最近翻阅到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他却十分坚持《兰亭序》帖非伪，《兰亭序》文为真，而斥反对说者：‘以一定万，以偶冒常。’其实我们的证据已不是‘一’，已不是‘偶’，而是相反的‘万’与‘常’了。”郭沫若所依据的“坎曼尔诗笺”以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杨镰等学者调查出竟是新疆几位文物工作者利用出土残纸制造的伪文物。郭沫若和章士钊、高二适都没有看到“坎曼尔”闹剧之揭穿。“兰亭论辨”到现在也不能说已有定论，倒是高二适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中因郭沫若提到康生支持他的意见，而康生并没有公开属文，遂反驳：“鄙意郭先生的友人，震慑于补填文字之说，接着便认‘兰亭是由于依托’，此其文过饰非，不肯明辨是非，此在今日对人对事，均非所宜出矣。”又谓，“文人见异思迁，是非无准，岂不痛哉！”身居江湖之远的高二适，当然不知道魏阙中人出语立言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见异思迁，是非无准”的文风世风竟被高二适不幸而言中。作为“文革”前夕发生的这场有始无终的论辨，其实在的意义，是预示并在以后被证实了高二适先生所代表的质直文风于学术规范、学人品格确立之贵。